基督教道德真理的申辩讲座

《基督教道德真理的申辩讲座》

原著：恩斯特-卢特哈特神学博士兼教授

原著出版日期：1876年

第一讲【第10页】

基督教道德的本质

本讲座的主题--生活和行为的证据

基督教对我们民族生活的重要性

道德世界，它的确定性和重要性--从物质和道德角度看问题的方法

物理和道德看待事物的方式--道德统计

道德与宗教的联系--无宗教者

古代世界的道德--道德与宗教本质上的不可能性

将道德与宗教分开的内在不可能性--基督教中道德的宗教性--基督教带来的道德进步

第二讲. 【第33页】

人。

人与世界和上帝的联系--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受到束缚--作为人格自由的人--人的两个方面的结合--自然的区别--性别的区别--性格的区别-生命的年龄

民族的生命年龄--人格--人的真正道德--人的良知--法律

第三讲. 【第60页】

基督徒和基督徒的美德。

道德的目的--达到目的的途径--哲学家的回答

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理想

皈依之路的阶段--基督徒--古代和基督教道德

罪的本质-美德的本质-爱的本质-道德的本质-爱的美德-生命中的爱-基督徒的罪-自我否定（舍己）-冲突

第四讲. 【第86页】

基督徒的虔诚生活及其对教会的态度

对教会的态度

属神的生活-祷告-主祷文-祷告的主题-聆听祷告-宗教与教会-讲经和公共礼拜--星期日

教会管理--基督徒的普世圣职--教会和他们的信仰告白

第五讲。【第105页】

基督教婚姻。

基督教与自然生活的秩序--婚姻的基本重要性--基督教与婚姻--婚姻的基本重要性--基督教与婚姻--婚姻是一种义务--婚姻与独身--男女之爱--性--羞耻--贞洁--欲望

适当婚姻的条件--道德和宗教情感的结合--上帝的旨意--父母的同意--教会的祝福--婚姻中的道德和宗教情感

教会的祝福--夫妻在婚姻生活中的关系--婚姻生活--婚姻与劳动--婚姻的忠诚--婚姻的解除

第六讲【第125页】

基督徒的家庭

家庭情感--虔诚与习俗--子女--抚养子女的责任--婴儿受洗--教育的责任--父母的爱--顺从--惩罚-基督教教育

教育-独立教育-教会与国家

学校-成年人的责任-儿童-兄弟姐妹-主人和仆人

关系--社会

交往-财产

第七讲. 【第144页】

国家与基督教。

对政治的兴趣--国家的起源--正义--国家及其历史--立法--国家与实际生活--人的权利--家庭--教会--基督教国家--立法与福音-立法与基督教爱的精神

基督教之爱

第八讲. 【第158页】

基督徒在国家中的生活。

司法--惩罚--死刑--统治者和臣民--服从--对立--反叛--统治--合法性--爱国主义--宗教和道德--爱国主义的责任--国家的责任

爱国主义的义务--国际权利--商业--战争

第九讲. 【第175页】

文化与基督教。

文化是人类的责任--阶级--农业--手工业--贸易--制造业-劳工问题

科学与艺术-科学与基督教-艺术与基督教-艺术与艺术家-文化与基督教

第十讲. 【第196页】

人类与基督教。

文化与教育--教育的性质--人类与一般慈善事业--基督教的历史-友谊-基督教中的友谊

教会-友谊-古代世界的友谊

友谊与基督教--社会交往--娱乐

社会的进步--人性的观念--没有上帝或有上帝的双重进步--上帝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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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ogetic Lectures on the Moral Truths of Christianity
Christoph Ernst Luthardt
T. & T. Clark, 1876 - Christian ethics

《基督教道德真理的申辩讲座》
克里斯托夫-恩斯特-卢特哈特
T. & T. Clark, 1876 - 基督教伦理学

《关于基督教的道德真理》

作者

恩斯特-卢特哈特、神学博士兼教授。

1876.

前言

现在，我向公众推出我的《基督教道德讲义》，我只是希望它们能与我的《基督教基本和救赎真理辩证讲义》一样，从一开始就受到公众的青睐。目前的课程的确不是短暂的努力，而是多年来对其中讨论的主题和问题的研究成果。然而，我非常清楚，成功和结果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劳动，也不取决于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投入的时间。竭尽所能确实是我们的责任，但最好的结果却是上天的恩赐。但愿我所获得的能力，能使我在讲述基督教的道德真理时，与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和规模相一致，并有利于我的读者。

发表和出版关于基督教道德的公开演讲一直是我的夙愿。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最近几年的战争事件，我的计划迟迟未能实现。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永远不会太晚。如果说有哪个时代需要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它需要生活和行为提供的道德证据。而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将一切摆在它面前的证据。除非基督教能够证明自己是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道德力量，否则其他一切证明都将是徒劳的。此外，这种证据给其他证据增添了新的分量，并使其他证据更加完整。然而，如果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如果可以提出任何有利于基督教的证据，那就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它都是我们整个民族生存的力量和祝福，它是所有民族道德革新的不竭源泉。这是它迄今为止的使命，而且这一使命尚未终结。如果这一点有时会被遗忘，那也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它已在我们的眼前得到体现。愿这些讲座有助于让我们记住这一点。

我这样说，也是为了证明我给这些演讲所起的题目是正确的，我称它们为《为基督教辩护的第三部分》。本系列的注释所占篇幅超过了前两卷。要讨论的问题和主题越多、越重要，而讲课的形式又使我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越窄的范围内，我就越有责任在注释中不仅提供对文本的佐证，而且提供对类似主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会在其他方面贯彻所讲的内容，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的思考。我相信这不会让我的读者无法接受，更何况我并不满足于仅仅提供参考文献，而是口头引用了更重要的段落。

谨以此文寄出本书，以实现上帝的旨意。

C. E. LUTHARDT.

莱比锡，1872 年 7 月 25 日。

《关于基督教道德的辩护讲座》

第一讲

基督教道德的本质

尊敬的听众们，这是我第三次在这里连续讲课了。八年前，当我第一次大胆地出现在你们面前时，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基督教的一般基本真理上。这些讲座激发了我的兴趣，也许我还可以补充说，上帝对这些讲座的祝福，使我有勇气在第二个系列中讨论基督教的特殊救赎真理，这些真理可以说是引领我们进入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圣殿。这次尝试也得到了你们的宽容。现在，我冒昧地将基督教的道德观作为第三个课程的主题，虽然时间比我所希望的要晚，但我只是在继续一个夙愿。如果不这样做，以前的讲座就会显得支离破碎；因为基督教的道德真理与作为其信仰内容的宗教真理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而宗教与道德之间的结合是不可分割的。

我以前的两门课程都是护教学讲座，现在的课程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因为生活和实践的证据是一种能将一切摆在面前的证据。这个时代对事实有一种感觉；它要求的是现实，而不仅仅是公正的言辞或似是而非的理论。它对基督徒的要求是，他们应该证明自己的信仰是真实的。基督徒的信仰常被指责为纯粹的主观感觉，而非实际的实践，或者仅仅被认为是高尚心灵的高尚感觉而受到尊敬。当然，感情有它的诉求，我们都需要通过片刻或数小时的感情投入来缓解生活和工作所要求的精神和意志的紧张。但是，基督教并不只是为这种片刻的精神安宁而设计的，而是为生活和人生的工作而设计的；它的作用比音乐或诗歌的作用更高。可以说，它不是一个迷人的浪漫故事、其场景仅仅在遥远的现实之外；而是一个意志问题，一个事实，实际上是一个道德事实。正如罪和罪恶，以及生活中的烦恼、需求和责任都是事实，而不仅仅是想象的虚构；基督教也确实是一个事实，因为它是摆脱生活烦恼的解脱，是履行生活责任的力量。

但是，也许有人会回答说：“那又怎样？好吧，就算基督教不仅仅是情感，也不仅仅是诗歌，但它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一种观点和观念的总结，我们可以对其持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也不会影响其道德本质。我们可以持有最截然相反的宗教观点，但却可以接受和拥有相同的道德原则和性情。历史告诉我们，一种新哲学体系总是会废除另一种旧哲学体系，没有哪一种哲学体系可以声称具有持久的权威。哲学的职责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启迪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基督教宣称自己是不朽的，并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革新力量。

三四十年前，在哲学占上风的时代，基督教被视为哲学的初级阶段。据说，深邃的思想在这里被封闭在大众信仰的外壳里，而哲学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这个外壳，把真正的思想从外壳中解放出来。举个例子，基督教的核心据说是“神人”学说。但是，目前，把拿撒勒人耶稣视为唯一的神人仅仅是一种流行的观念，这种观念总是喜欢用个别的、可感知的形式来包装思想；这种观念的基本概念是：神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生命，而是在人的意识中存在的；基督教在神人耶稣基督的概念中表达了这一最深刻的哲学思想；因此，基督教披着宗教信仰的外衣，是哲学的初级阶段。——这就是哲学时代对基督教的看法；——但哲学体系的时代已被现实的时代所取代，基督教现在仍被视为一种理论，但却是一种奢侈或无意义的理论。据说，它与哲学毫无关系，而是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其实际后果是，有人试图将基督教从一般和公共生活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那些碰巧对这种宗教信仰有特殊渴望的人的私事。这一事实使得基督徒有责任证明，基督教在所有生活中都占据着中心位置，因此，当它与一般生活和公共生活相关联时，它就处于适当的位置。基督教不是单纯的私人事务，而是公共事务、国家事务。我们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它对基督教所持的立场。尽管基督徒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但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团结一致的信念。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上帝正在引领我们的国家进入一个新时代。继十六世纪西班牙和随后几个世纪法国的霸权之后，德意志时代似乎正在向欧洲世界走来。

然而，尽管这个民族在政治上可能是伟大而重要的，但它的未来只有在基督教成为其新帝国大厦的坚实基石的情况下才会是幸福和温馨的。我们为德意志的名字如此迅速地在所有民族中变得尊贵而欢欣鼓舞，我们有权利欢欣鼓舞。迄今为止，我们只是被视为勤劳的劳动者，被视为其他民族生命文化的良好素材，而在一个清晨，世界苏醒了，惊讶地发现，德国是众国之首。民族自豪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此外，还有一种民族法利赛主义（自傲主义），我们并非没有受到诱惑。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我们不能不承认，是上帝的仁慈，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士兵的能力，使我们的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就像他们做梦一样；是上帝的仁慈给了我们德意志帝国，而这正是我们长久以来梦想和渴望的。因此，让我们在展望未来时也承认，除了对上帝和他在基督里的启示的信仰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为我们民族未来的大厦奠定坚实的基础。最明智的政策，最真实的爱国主义，就是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生活中为基督教准备一席之地。正如古代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一个民族生命的自然源泉，即使是天赋最高的民族，最终也会枯竭。然而，基督教是道德生命的永恒源泉，即使是最衰弱的民族也能在其中得到永恒的滋养。

这是我们国家反复经历过的事实，过去的经验是对未来最好的指导。

因此，我怀着为我的同胞服务的愿望，同时也是为了履行国家的责任，在这些讲座中努力解释基督教的道德观。

本讲座的主题是基督教道德的本质。在讲授过程中，你也许会错过你有权期待的关于道德的讲座的具体特点和生动色彩，但如果你记住，在本课程开始时，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的普遍性，就会原谅这一点。

我们的课题自然分为三个方面：(1) 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道德世界；(2) 道德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3) 在基督教中，宗教的进步也意味着道德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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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任何情况下，道德观都是最高级、最先进的，它对物对人都处于重要的崇高地位，这最符合人的道德尊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中，当我们关注他的道德本性时，我们就做到了最好，做到了极致。我向所有教师的经验发出呼吁。教师的最高职责和最好回报是什么？传授某些知识，传授一定的技能，这固然很好，但这并不是教师的最高目标。所学的知识可能会被遗忘，所掌握的技能可能会丧失，但教学所产生的道德效果，学生所获得的道德品质的发展，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经久不衰的财富。影响和把握学生的人格是教师的最高职责。当我们成功地点燃一个男孩或年轻人的道德火花时，那种喜悦是我们天职中任何其他喜悦都无法比拟的，而且，只要教师拥有道德热情，学生拥有道德敏感性，这种喜悦就会形成其永恒的魅力。

道德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高的影响。

同样，当我们用尽了所有其他手段之后，我们只能向一个人的良知发出最后的呼唤。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试图用他的最高尊严来影响他，并提醒他注意他里面所存在的（心灵与灵魂）最神圣的地方。诚然，我们应该责备那些总是愿意把任何事情都诉求于他人良心的人，因为这肯定会被滥用（即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无论是出于方便，还是出于严格的合法性，抑或是出于狂热。但这只是因为把最高、最神圣的东西当作普通的东西来使用是不对的。

我们对一个人最坏的评价就是他没有良知。我们可以原谅，或至少原谅许多弱点和过失，甚至是严重的罪行；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对另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表示最大的信任时，我们会说他是有良知的。在我们眼中，这种品质比最高的禀赋或最动人的亲和力更有价值。这样的定义除了说明道德世界的存在，以及道德世界对一个人的有价值、或无价值、的最终决定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这仅仅是一种措辞，还是一种真理的表达？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感性事实和经验组成的世界里，我们拥有感官来感知我们所处的这个感性世界的事实。我们从经验中都知道，随着我们对这些感官的使用和锻炼，它们的能力也会随之增强和发展。难道这就是感官世界的全部，还是除此之外还有道德事实和真理的世界？难道后者和前者不是一样与我们息息相关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感知它（道德世界）的“器官”。当我们使用和锻炼这个“器官”时，我们就会发展它的力量，增强它的活力和敏感性。感知道德世界的事实和真理的“器官”就是“良知”。我们都向它低头，承认它的决定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说良知是最高的善，是幸福最可靠的保证。说到背离良知，我们会把它视为最大的折磨。诗人的想象力为良知的痛苦描绘了最动人的画面。他们使用的色彩是诗意的，但肖像却是忠实的。当他们谈到复仇女神时，他们使用的是形象化的语言，但他们通过这些形象所表现的却是事实。我们也许会怀疑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是否是历史人物，但我们不能怀疑这些人物所代表的道德事件。当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莎士比亚的伟大和意义时，我们称他为良心剧作家。

数学的真理是确定无疑的，逻辑的命题是无可辩驳的，道德意识的事实也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们决心要怀疑，那么怀疑前者比怀疑后者更容易。康德的怀疑论止步于良知的事实，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则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对康德来说，“你应当”这一绝对命令是他所知道的最确定的事实，而世界的道德体系则被费希特推崇为神的尊严。

道德世界的事实决定了人的品格。

我是否承认物理学原理或历史事实，也许会影响我的理解力所形成的判断，但对于我的品格所形成的评价来说，却是无关紧要的。我是否接受或拒绝原子论可能会影响我的科学观点，但不会影响我的个人本性。因为对于这一点，它们并不像对待前一类事实（那些关乎道德世界的事情）那样占据道德的位置。因此，我对数学证明和逻辑命题的确定性也与我对道德真理的确定性截然不同。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不得不承认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定理的真理性，或者承认 “如果两个量等于第三个量，它们彼此也相等 ”这一逻辑公理的真理性。但我不能因此而被迫承认道德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不愿意，我就可以不必承认，因为这些（道德）真理不仅诉诸于理解，而且诉诸于意志，而意志是自由的，不受约束。正是这一事实构成了这些真理更高的尊严；因为只要真理和事实属于必然的范畴，它们就是低级的，而只要它们属于自由的范畴，它们就是高级的。

自然受到支配

有一种观点--而且这种观点似乎越来越流行--试图把应用于感性现象世界的方法提升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这种观点可以称为物理观点，即必然性法则，因果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的定律和力量占了上风，其效果也可以作为计算的内容和对象。有人建议将这种观点引入道德领域。但是，我们要问，我们是否有可能用数学上的确定性来计算内心的情感和意志的决定，就像我们把万有引力或电流的作用归结为数学数字一样？难道我们不知道，在所有已知的共同作用因素之外，还必须加上未知的、不可估量的、自由决定因素吗？

然而，这种类似于物理定律的自然界“必然性”观点如今已被许多人应用于历史学，因而对历史现象进行道德判断的权利也被某些“历史学家”否定了。我们被告知，对于历史，我们没有道德判断的权利，只有解释发生了什么的权利。据说，只有孩子们才习惯于这样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当他们偶然听说某个过去的名人时，他们的第一个单纯的问题就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根据答案，他们就会单纯地恨或爱那个人。我必须承认，在我看来，关于孩子的这个事实是非常感人和有意义的。这是对人类存在的道德本质的一种无意识的证明。我们知道，不仅《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上帝从婴孩和乳儿的口中，成就了赞美”，而且我们常说，孩子们说的都是真话；鲁克特唱道，“啊，孩子们，在天真无邪的智慧中快乐吧"（O du Kindermund, o du Kindermund, unbewusster Weisheit froh）。但有人反对：我们的工作只是要弄清导致一个行为、或一个性格形成的环境和有效原因；我们必须理解，而不是评判。弑母的尼禄在道德上更伟大，还是他在罗马所焚烧的基督徒更伟大，这与我们无关；我们必须根据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来理解他们，这就足够了。换句话说，我们在思考历史时，不能有道德兴趣；我们要像植物学家研究植物一样研究人物。植物的形态可能会引起他（植物学家）的兴趣，但试图对其（植物）进行道德评判则是可笑的，因为它属于必然的范畴，而不是自由和意志的范畴。然而，人不仅仅是一株植物，人的性格也不仅仅是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他自己的自由决定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需要道德评判。当我们不再按照道德感的要求来看待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时，——即使我们不是完全无动于衷，那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伤害，更是对自己道德本性的否定。热情和愤慨--我认为它们在其应当的地方都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属于在道德事实和判断的领域。当我们研究几何学时，我们可能是冷静的，当我们计算晶体的表面和角度时，热情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那些能够这样对待历史的人，却从未感知过历史最深处的脉动，而是自己站在没有灵魂的人类尸体面前。

这种（研究几何学或晶体时的冷静）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物理观点，它与伦理观点相对立，后者的基础是对自由的承认。这种（伦理）观点并不否认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一样有其规律，并受制于因果之间的联系；但它（伦理观点）主张，人的自我决定及其自由决心必须作为一个基本因素加以考虑。它（伦理）承认每一个行为都有其动机，都必须有其原因；但它（伦理）认为这些原因并不是强制性的。它清楚地知道如何估计自然气质或外部环境对每个人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但它否认这种（外部）力量是绝对的。因为最终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为了证明这一点，它援引了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内在的责任感、道德感、罪责感和悔改之心。泛神论者斯宾诺莎（Spinoza）确实说过，悔改是愚蠢的，因为木已成舟，而且不可能悔改。但是，忏悔（承认自己的罪、并愿意悔改）在任何时候都被视为善的开端；良心被视为人的特征和特殊尊严，而且是被最优秀的人视为善的基础。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从宣扬悔改开始的，而宗教改革则是从路德的那些论述悔改的论文开始的。

有人试图用统计数字来驳斥道德自由学说。统计数字表明，在看似自愿的行为中，特别是在自杀和其他犯罪中，普遍存在着某种看似是符合概率现象的、重复出现的规律性，并由此推断出，那些我们称之为自由的行为只是看起来如此，实际上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受时间和空间、自然组织和外部环境的绝对制约。诚然，关于一系列行动的数学统计表已经编制出来，其表面上的规律性和符合规律的程度不能不令人吃惊。但是，即使这种规律性和合规性看似充满了数学统计公式，它们也不能证明必然性。这样的推论是一种逻辑上的跳跃（宏观的数学统计学，并不能抹杀个体的自由意志选择）。此外，难道品格不是道德的真正范畴吗？为什么人们对罪孽和罪行、以及在道德上失去良知的行为进行道德统计，而对美德和善行却不加考虑呢？

无论如何，这些统计数字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圣经》中 “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这句话的真实性。因为他是在为控制他的力量（罪）服务。但正是他的意志参与了这种服务，从而在束缚中证明了自己的自由。诚然，我们的意志和力量都是有限度和约束的，但在这些必要的约束之内，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当然，自由并不是任意妄为，因为自由并不是毫无理由地行动，而是拥有选择权和主动权。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单纯的符号、数字，而是在世界总和中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体；如果这种价值真的是由我们的意志与道德法则的和谐决定的，那么这种和谐本身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自由的行为。除了自然及其必然性之外，还有道德的范畴。尽管我们对自然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道德问题对我们的要求要高得多，需要我们给予最大的关注，因为它们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整个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 道德与宗教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当今时代有各种各样的努力，但它们的共同目标是世俗文化及其推广，它们的共同目的是使世俗生活摆脱宗教的影响，并将其置于自身（而不是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世俗生活如此丰富，以至于它似乎不需要任何超越自身的东西；人们渴望将世俗生活包含在自身之中，将一切外在因素（尤其是超自然的宗教信仰）排除在外。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宗教已经被视为最不相干的东西，因为它的内容是超世俗的，因为它给生活提供了一种超越世俗世界的生活的参照，从而扰乱了世俗世界“完满的自足的和谐”。——因为，对这些世俗之人来说，在这种（宗教的）形式下，它（宗教）本身其实不过是自然生活的产物，它（不过是）满足了自然生活的一种需求，并很好地适合那些更柔和、更温和的人物，它（宗教）（仅仅是）对这些人物具有特殊的魅力。因此，这种情感宗教被允许流传，甚至受到推崇，尤其是在女性身上。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艰苦的劳动或公共职责的严酷现实中的人来说，他们既没有空间也没有闲暇去追求情感。换句话说，它（宗教）对履行生活中的道德义务毫无用处，如果它坚持要成为所谓的宗教，即坚持要保持其超凡脱俗的因素，坚持要符合启示，那么它实际上对他们是一种阻碍，因为它是引入世俗生活的外来因素。

当今时代之所以常常采取与宗教对立的立场，试图将宗教从其生活中排除出去，就是为了将后者（世俗生活）完全置于自己的基础之上（而不想要宗教生活的束缚）。那么，这个时代将什么视为自然生活的基础呢？所有高尚的精神都承认，一切生命都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然而，——对于那些试图将现代生活及其世界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人来说，那种不想要知道物质生活之外任何东西的生活观念，都是庸俗的，都会给他们的性情蒙上一层令人反感的阴影。——可是，（仅仅是）道德被宣布为一切生活的基本原则；但这种道德的基础是道德本身，而不是宗教。

——所以，独立于宗教之外的道德是这个时代最新的格言，也是这个时代试图为其摒弃基督教的格言。这才是真正决定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问题的根本问题。

但是，这种非宗教的道德的格言绝不是什么新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古老的格言，历史已经对它做出了裁决；事实上，历史已经对它进行了谴责。它是古代哲学道德的格言；而古代哲学道德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无能。而且，道德最初是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在古代世界的观点中也是如此（尽管远不如基督教信仰与道德结合得那么紧密）。尽管希腊人的想象力不愿将人类的激情和罪行归向诸神的审判，但却将诸神视为世俗生活中道德责任和任务的守护者。因为希腊诸神是世俗的力量，因此也是世俗生活的守护者。如果不遵守自然或环境规定的界限，家庭生活、公民生活就无法存在。遵守这些界限就是道德，傲慢地蔑视这些界限就是罪过，而诸神就是针对这种傲慢罪过的复仇者。多利克人的思想特别代表了对秩序、约束和法律的感受，并在和谐之神阿波罗身上看到了这些品质的象征。希腊的七位智者是他们民族的道德导师和法律制定者，他们的实践智慧也体现了这一特征。从这种大众舆论中较好的实用道德中产生了哲学家的道德哲学。所有的道德都包含在所谓的四大美德中，即智慧、正义、勇敢和谨慎。然而，这些美德只涉及公民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它们并不一定涉及更深层次的宗教因素，而只是被置于神灵的庇护之下。它们与宗教的联系在于：道德并不是从宗教中生长出来的，而只受到宗教的外在支持。两者所处的领域完全不同。道德不一定涉及宗教，无论宗教有多少道德、这并不是其构成的基本要素，而是道德的附属品。然而，就连这种联系也被打破了。是古代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完成了这一解体。在柏拉图那里，道德仍然具有宗教性质，人间生活是按照神圣理念的天堂模式塑造的。但亚里士多德否认了这些理念的真实性。因此，我们的行为与超世俗无关，而只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关。我们的行为不是由另一个世界的观念决定的，而是源于人类自身的合理本性。对神灵的遵从行为是不可能的；因为神灵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存在于人类行动世界之外的持续的自我沉思中，对于道德生活并不重要。所以，道德不是宗教要求的，而是人的合理本性要求的。因此，这（人类世俗生活及其合理本性）也是道德的范围。超越了这个范围，道德就不再存在。现在，（在亚里士多德道德观中），人的本性在国家中得到了最恰当的体现，所以，道德实际上与国家的关系融为一体，必然表现出政治性。所有的道德，所有的罪恶，都具有政治性；美德就是公民正义。亚里士多德道德观的这一基本思想是当时希腊世界的普遍观点。亚里士多德只是对普遍观点进行了鲜明的表达，并将其贯彻到最终的结果。于是，宗教与道德分道扬镳。宗教从道德中分离出来，道德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其直接结果就是一种不道德的宗教和一种非宗教的道德。

然而，这种分离的后果实际上就摆在我们面前。历史表明，这种宗教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道德也注定是无能为力的。历史的这一结果证明，宗教与道德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它们的真理只有在二者的结合中才能找到。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产生强有力的道德。

古代世界末期（罗马帝国时代）的崇高精神认为，这两种重要的力量在本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后来的斯多葛派哲学试图将其道德建立在宗教之上。斯多葛派的强项是道德。古代后世所有思想较好的人都曾在这一严肃的学派中避难。斯多葛学派的视野比早期的哲学更为宽广。它超越了构成其前辈甚至柏拉图最高理想的国家观念，并将这一观念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的观念。它的优点在于开辟了一条通往这一思想的道路（即，道德必须建基于宗教之上），而这一思想孕育着普世人类的未来。罗马帝国的发展，推进并支持了这一思想。因为罗马帝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表面上是（当时世界上）全人类的联合——仅仅是在表面上。因为并没有真正的联合，而只是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废墟上延伸了原始国家的约束。因此，斯多葛派的人类社会思想既不现实，也不真实，没有真理。它是未来的影子，但还不是真实的现实，因此没有生命力。人们确实谈到了人类的博爱，但这只是一种说法，因为它不仅没有实现，而且毫无意义。甚至在将斯多葛派的道德观移植到罗马土地上的西塞罗身上，也可以看出这种观念是多么的毫无意义。新的道德观需要更深层次的来源，而这些来源是在宗教中寻找的；后来与圣保罗同时代的塞内加（Seneca）的斯多葛主义的特点是带有宗教色彩，并试图将道德建立在宗教之上。现在，这两条被切断的河流（道德与宗教）相互趋向；道德在证明了自己的无能之后，试图从宗教精神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斯多葛主义要想成功，就必须拥有真正的宗教；而斯多葛主义却没有宗教，因为它不了解真正的神、有位格的神（即，神是能听、能看、能言、能作为、有完美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它（斯多葛主义）的观点是泛神论：自然及其法则至高无上。神融入世界和世界的神化是异教徒的基本思想；正是这种错误的宗教观在斯多葛主义中盛行，使其在道德方面的尝试受挫。它们不过是对于更加美好真实的宗教真理的序曲--但仅仅是序曲而已--其实现尚在未来。

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从历史中说明，这种非宗教的道德的现代观念不是新的，而是旧的；这种所谓的现代文化的进步是一种倒退，倒退到了历史已经宣判过的立场上。古代世界的道德毁灭，继之以政治毁灭，这是主宰历史的上帝的判决。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种（道德与宗教之间的）分离是与人的本性相悖的。如果我们问是什么使人真正成为一个有良知、道德、敬畏的“人”，我们所能提到的最多的回答就是：他对上帝的意识和他的良知。我们将这些品质区分开来，但我们都知道，它们（良知与对于上帝的敬畏）之间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不，它们是彼此的一部分。上帝意识的表现形式是宗教，良心的表现形式是道德。割裂宗教和道德就是破坏人性的统一。此外，没有道德意义的宗教会是什么样的宗教呢？如果不在永恒的世界中找到道德的根基，道德又怎么会是永恒的呢？因为一旦上帝不再是最高的道德法庭的审判官，我们就根本没有了最高的道德法庭，——也就没有了这样一个普遍性的法庭：——所有人都必须向其屈服，没有人能够逃脱。如果正义不再是绝对的，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也就被摧毁了。因为人类的一切事务都以正义为基础，而正义的理念则以上帝为基础。我们的确有可能前后矛盾，即，在接受正义和道德理念的同时否认上帝的理念，——但个人的前后矛盾并不会阻碍其行为所将要导致的必然结果【即，虽然在短暂的暂时时间内，个人可能会在失去了敬畏上天的理念以后，仍然暂时持有道德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上，人们终将因抛弃宗教的敬畏，而全然失去了道德之心】。

纳维利说：“有些人，他们的信仰都被摧毁了，而他们的良知却像一个孤独的灯烛；这些有道德的人所展现的良知让我们肃然起敬、惊叹不已。正确地说，他们是天赐之善的奇迹，而天赐之善的名字从未在他们的嘴边出现过。如果说世界上有谁应该跪下来，流下感激的热泪，那一定是这样的人，虽然他有意否认上帝，但天意却赋予了他对高尚和纯洁的强烈情感，对邪恶的强烈厌恶，以至于他的道德责任感在没有任何其他支撑的情况下也能坚定而正直地屹立不倒。然而，例外并不代表规则，有些人的命运只是暂时如此，而其他人的命运却永远不会如此。你知道，我们山脉冰川裂缝上的雪壳。吊桥能让一个旅行者安全越过深渊，但薄薄的雪壳却在许多人的脚步下断裂，轻率的人群被抛入深渊。那些将上帝的观念从人类心灵之中驱逐出去的哲学流派，那些失去了对上帝存在的生动感受的文化，也是如此；它们沉入了那些没有阳光的地区，对美好的感受之光再也无法穿透它们”。

历史证明了什么，人的本性要求什么，——这恰恰是基督教所教导和见证的。宗教与道德的联系是基督教的基本思想。《旧约》中的 "十诫 "已将道德与宗教结合在一起。在任何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都没有这样的总结：我们在 "十诫"-- 一部最简短却最全面的道德大全--中所拥有的道德。在“十诫”里所要求的道德，归结为对上帝的爱和对人的爱；这两条诫命总纲被我们的主指定为两条主要的诫命【即，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我们的神，并要爱人如己】，因此我们将律法分为两表【第一表，即十诫中的第一条至第四条诫命，对应于律法总纲中的第一个纲目，爱神；第二表，即十诫中的第五诫命至第十诫命，对应于律法总纲中的第二个纲目，爱人】。这样，我们就表达了宗教与道德之间的联系。然而，始于旧约的十诫律法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得以完全。他是生命的神圣源泉；他在自己身上展示了宗教与道德的结合；这种结合也反映在他的话语中。当我们阅读《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7章）时，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话语中都有这种思想，在这些话语中，道德的完美和爱都可以追溯到上帝，上帝是圣洁完美的，使我们也可以圣洁，上帝使他的太阳升起在恶人和好人身上。上帝是宗教信仰的对象，也是道德实践的源泉。道德以宗教为基础，伦理以教义为基础。教义的教导涉及与神的交流，道德涉及与神之圣洁品格的相似。与神相交是与神之圣洁品格相似的先决条件。这就是基督教的道德立场。我们在《圣经》的所有部分中都能找到这种观点，但或许没有哪一部圣经经文能像《约翰一书》那样，如此明确地表达这种观点，或如此始终如一地贯彻这种观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通读这封书信（约翰一书），就会立刻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上帝在基督里与我们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圣父和圣子的信仰使我们因而进入的关系，——是使我们在爱和圣洁中与上帝之圣洁品格相似的力量。

基督教将道德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为未来的时代确认和维护了道德，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如果说有什么事实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古代世界已经崩溃，它本身找不到任何力量来实现道德革新，而正是基督教给堕落的古代世界注入了新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现在仍然是它的生命。那么，我们要问，是什么使古代道德最终变得无力，而基督教道德却充满活力？是什么呢？前者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后者的活力则来自与宗教的联系。把道德与宗教割裂开来，就等于抹杀了基督教给世界带来的好处，也等于对人类道德的未来产生了怀疑。当然，现在人们更容易认为我们可以只靠道德来生活，因为我们现在的道德观念远比基督教临到之前的世界更真实、更深刻。然而，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观念中被补充了基督教的重要元素。正如卢梭和康德这两位最杰出的见证人所承认的那样，——即使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也把他们的道德观念归功于基督福音。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们对道德的了解还不如现代世界的一个普通人。

任何事物如果不能不断从生命的源泉那里获得生命力，就会消磨殆尽，而当今的道德观念如果脱离了它们不断获得新生命力的根基，脱离了它们赖以延续生命力的基础（即基督教信仰），也就同样无法逃脱这种普遍的命运。

那么，（建立于基督教信仰基础上的道德观念的）这些优势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基督教道德与古代世界道德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你们都会立即回答：是爱的原则，这种爱是行为的动机，而不仅仅是一种和蔼可亲的“自然弱点”；它是一种严肃而神圣的东西，世人通过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的启示，首先认识到它是对罪恶的神圣愤怒和对罪人的温柔怜悯的结合。这种爱的道德原则是古代世界所不知道的，因为上帝之爱的启示也是古代世界所不知道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义是至高无上的美德；尽管西塞罗试图通过节制和慈善的思想为正义注入一些温暖，但这不过是冷冰冰的东西，与基督点燃并征服世界的“热忱的慈善”相去甚远。古代世界可以制定法律、规则和要求。但法律可以约束外在的生活，却无法征服内心，也无法改变人心灵深处的（对于罪的）喜好和倾向。基督教以一个伟大的事实进入人类社会，并征服了世界，因为它征服了人心。——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上帝之爱在他身上的启示。我们从上帝爱我们的爱中学习什么是爱。“我们爱他（上帝），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圣约翰在《约翰一书》中的这句话表达了基督教道德的全部奥秘。上帝先爱了我们，这是基督教教义的概括。现在这样说，就等于说出了所有基督教教义的本质及其力量的秘密。古代世界只从人与世界的关系来认识人。基督教则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来看待人。它向我们展示了使我们与上帝分离的罪，以及使我们与上帝结合的恩典；它向我们灌输了感恩之爱，我们应该用这种爱来回报恩典之爱。基督教承认世界（以及人在世界中的生活）；它确认世界的所有自然法则、财产和安排，并默认人在其中的地位。但它给了人一颗新心；而这颗新心，这种改变了的性情，我们要把它（新心，重生的生命）带入到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各种关系中。基督教并不打算（由外而内地）改变自然和民族生活的安排；但它改变了这一切，因为它改变了人本身。它的行动范围和出发点是个人的内心生活。基督将对上帝和人类之爱的神圣火花播撒在人的灵魂中，从而点燃了心中的爱之火。从心灵出发，它的温暖和光芒穿透了整个人，重塑了他在世上的生命。这就是基督教道德。

然而，基督教道德的前提是基督徒，而基督徒的前提是人。因此，人必须成为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第二讲.

人。

本课的主题是人，即人的肉体和道德本质。我们只有学会理解人，才能正确地理解基督徒。

我们习惯于说人由身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但这样说时，我们并没有指出他的特殊性质。因为野兽不是也看似有“灵魂”吗？野兽不也是看似有知觉、有喜好吗？因此，人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此。相反，我们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的区别在于，我们不仅与世界有关系，而且与上帝有关系，我们（在灵魂层面上）为这种关系而设计和组织，就像我们（在肉体层面上）为与世界的关系而设计和组织一样。我们天性的特质就在于我们占据着这种双重地位。我们与世界和上帝紧密相连。世界由人构成，人是世界的目标和归宿。然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在人的里面，有着宇宙中最独特而珍贵的东西，就是人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人虽然在宇宙中是渺小的、有限的，但却因这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而有着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而这是来自于神自己赐予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人身上。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创世纪1：27-28）“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圣经用神的这句话介绍了人的创造。在人之前，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是渐变的；因此，创造之工在人身上迈出了最后一步；创造之工在人身上结束了。可以说，在他之前的生物，在他之前的整个陆地世界，都是向着人的发展和预备；而人本身就是他之前世界的总结目标。人的观念贯穿于之前的各个阶段，而这些阶段只是接近人的过程；在人的身上，这一观念（上帝创造世界的完美观念）最终得以实现。我们可以这样说：尘世的创造是对人的解析，而人则是创造之工（被造之世界）的结论、或总结目标（世界是为人而创造、预备的）。这就是《圣经》在造人之前和造物之后所阐述的观点： “我们造人”。但上帝的话还在继续： “按照我们的形象”。上帝设计了人的形象。整个世界是上帝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上帝的能力和智慧；但上帝最特殊的本性将在人身上呈现，——虽然人是受造物。在人身上，上帝本身将得到反映，人的灵魂将成为上帝的镜子。人要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的面容要向神仰起；人的灵魂要向神显露；人的心灵要被神充满。

这就是圣经的观点，我们占据着双重地位。作为世界的结论，我们与世界紧密相连；作为上帝的形象，我们与上帝紧密相连。

我们周围的自然是必然的范畴，而上帝则是自由的范畴。在人身上，“自由”和“必然”这两个领域交汇在一起。

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了自由与必然的共同作用，并将这种合作称为奥秘。但是，自由和必然都存在于历史之中，因为它们在人身上结合在一起；因为历史只不过是人的发展。

在我们自身的构成中，存在着必然性的因素。

我们周围的自然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人性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复着。一个人的天性更高，另一个人的天性更低；智力天赋和能力的分布各不相同；人性的材料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人性的一部分。在这个世俗世界里，没有人能完全代表人性，即使是最有天赋的人也不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之所以对彼此感兴趣，正是因为丰富的人性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我们的特殊财产，是我们得到的恩赐礼物，我们有责任保护和培养它。

我们的这种特殊性不是我们自己赋予自己的，而是被赐予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发展和培养它，也可以不加培养；我们可以为它提供养分资源，也可以剥夺它的养分资源；我们可以吸收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我们所承受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并通过使这一切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天性；但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赋予我们的天性。没有想象力的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有想象力，没有诗歌天赋的人无论如何努力和练习，都不可能成为伟大诗人，无论他能写出多少诗篇。我们可以培养天赋，但任何勤奋都无法取代天才能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界限，不能超越。我们不是自由的，而是被束缚的。

我们理应如此。因为我们是更高力量者手中的器皿。圣保罗说（罗马书九 21）：“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吗？”我们是泥土，上帝是窑匠；他按照他的美意，按照他在世界和历史这个大家庭中的旨意，塑造和使用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在人类大家庭中所分配给我们的位置，神按照这个位置塑造和引导我们。

因为，我们不仅与生俱来的特殊性与我们自身无关，而且我们在生活中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掌握的。的确，有句话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但我们都很清楚，这句话的正确性有多么有限。谁能决定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外部环境？然而，我们在尘世中的命运又是多么地依赖于这些环境！个人自身对其的影响被限制在最狭小的范围内。至于我们所说的机遇或运气，我们都知道它在其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我只需要向你们当中的商人呼吁一下。你们知道，无论你们如何谨慎地算计评估，问题都不在最谨慎的人手中。有多少意外可能会让所有的计算师都无所适从！这种情况在生活的各个阶层和条件下都会发生。

总之，不论是从我们的天性，还是从我们所处的环境，或是从我们的人生命运来看，我们无处不发现自己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既无法超越，也无法扩展；我们无处不发现自己受制于一种我们无法摆脱的必然规律。我们是世界历史总和的境况中的人物；是比我们更高者手中的工具和器皿，我们必须让自己被用于更普遍的目的；历史的联系正是取决于这种情况。

我相信我能够正确理解你们的感受，我说，到目前为止，你们都在跟随我的思路，但你们在跟随我思路的同时，内心却有某种抵触情绪。你们不得不承认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但你们又觉得这不是全部的事实；——你们是对的。这不是人的全部。无论我们的天赋是大是小，无论我们是诗意的还是平凡的人，无论我们的环境是有利还是不利——这些终究都不能决定我们真正是什么。

毕竟，这些（外在的、或所赐予的、事情与因素）并不决定我们真正是什么，也不是我们真正的自我。也许，这一切（外在的、或所赐予的、事情与因素）构成了我们所拥有的财产，构成了我们所要塑造的新材料，构成了我们建造生活大厦时所用的材料—— 一座房子由更好的材料构成，另一座房子由更差的材料构成；但是，——正是我们在建造生活的过程中，使用了这些材料；——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是用得不好、还是用得好，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些材料，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志倾向，取决于我们自己天性中的道德构成。在意志方面，在道德决心和自我决定方面，我们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我们并不是，不得不这样做、或者不得不那样做；我们并不是绝对受制于所赋予我们的天性。诚然，我们的周围有一些限制，但在这些限制之内，我们可以自由行动。我们不是纯粹的自然人（即，我们不是完全属于肉体血气的属性，而没有精神层面的自由意志）；我们不像野兽那样受制于本能或冲动的力量，或受制于不可改变的命运的必然性。在我们的周围的自然限制之内，我们也是有个性的人，即自由的人，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至高无上、绝对自由的精神--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的。

如果真的没有上帝，我们也因此与上帝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只有自然，如果自然就是上帝——那么我们也应该受制于必然规律；那么自由也就无从谈起了，我们也就不应该是所谓的、有人格的存在，而只是依附于大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自由的。这就是泛神论及其结果——唯物主义的理论。然而，我们知道有一位上帝，一位自由的、有位格的上帝（即，他是能听、能看、能言、能作为、有完美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我们不是仅仅为这个世界，这个必然的世界而生，——而是为上帝，万物的自由主宰而生，并与他建立自由的关系。因为我们被呼召去爱他和服从他。然而，爱是无法命令或强迫的，爱的服从是一种自由的行为。这就是道德的精髓所在。正因为我们是有个性的存在，所以道德的更高领域才会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仅属于物质世界，也属于道德世界；因为我们是有个性的人，而不仅仅是自然的人；我们是自由的人，而不仅仅是受制于必然性的人。

因此，我们的内心具有两个方面；我们属于两个世界，即自然与人格，必然与自由。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地交织在我们生命的统一体中。我们从经验中都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生存的氛围、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的多样、多么的强大，而所有这些又是如何促使我们的意志发生运动的。但我们做出决定的原因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我们自己。诱惑可能是强烈的，被激发的激情可能是强大的，但行为本身却是我们自己的。根据我们的决定，根据我们的意志所采取的方向，我们的道德价值、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真正地位以及我们永恒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在自然界，没有道德，因此也没有不道德。因为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不是自由，而是必然【所以，我们不会审判菜刀或手枪，给它们判定杀人罪；而是会审判使用菜刀或手枪的杀人犯】；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意愿或应该，而是必须。

对于人类社会的外部生活和历史而言，个人禀赋能力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重要性或价值的差异可能是无穷大的。人类大厦的伟大建筑师与我们街道上卑微的车夫的重要性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他们两者之间的工作的作用存在着巨大的、甚至天壤之别的差异。但是，如果从他们的道德本质来看，一个人既不比另一个高，也不比另一个低。在这里，一个人的天赋能力是高还是低，被赋予的世俗工作职责是伟大还是卑微，都是无关紧要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审判只能由一种情况决定，即我们内心与上帝的关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人在道德上的价值或无价值，所有人都一样。没有一种道德适合于天才，而另一种道德适合于智力薄弱的人。因为决定问题的是心灵的倾向，而不是头脑的禀赋。

为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我们要感谢基督教。但我们对真理的本能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主在福音书中说，上帝看人的心，看人的隐秘光景，穷寡妇的两文钱的奉献比富人对于圣殿府库的捐献之物更有价值时（因为前者把自己所有的都奉上）；当圣保罗说，在上帝面前，人与人之间没有尊卑之分，没有男女之分，没有奴仆之分，也没有自由人之分时；——我们不由自主地默认了这些说法。古代世界道德观的错误在于，首先不是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来看待人，而是从人与外部生活环境、特别是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来看待人。

在外部生活环境和公民地位上，我们都是不平等的。在这些自然生活的差异中，古代人在道德价值和禀赋上做出了区分。人们认为，男人的道德品质优于女人，自由人优于奴隶。公民地位较高的人被视为道德较高。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富裕和独立（而非奴隶）是一系列美德的基本条件。

基督教教会我们更真切地理解和更高度地评价道德的尊严，因为它告诉我们，道德的范畴高于自然的范畴及其外在的区别。

在自然界中，我们确实都是不平等的，因为我们在自然生活中的角色是不同的。然而，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都承担着同样的道德责任，我们不同的天赋能力和环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履行这些责任的材料。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虑这两个方面。如果把人看作自然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人类社会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不平等梯度，而这些差异和不平等恰恰构成了人性这一复杂有机体所表现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自然人性中最基本的不平等是性别不平等。人类与多数其他陆生生物一样，分为两性。这种差异是所有其他差异的一个重要基础。它是最古老的；它矗立在人类历史的开端，并产生了人类生活中的每一类差异。它在历史上也不仅仅是开端，它还构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实际基础，社会的道德状况和我们对社会的道德评价也都以它为基础。因为当我们探究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道德状况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将注意力引向两性关系，并以此作为我们对其整个生活进行道德判断的标准。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喜剧作者阿里斯托芬有一段幽默的演说：起初，人是不分男女的。然而，当他变得过于傲慢，对天神宙斯构成威胁，宙斯为了更容易管理他，就把他分成了两半--男人和女人。从那时起，这两半人就互相寻找，因为他们是彼此的一部分。这段幽默的话语，虽然荒诞、谬误、亵渎，但表达了一个真理要素，而这个真理要素与《圣经》中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所包含的真理如出一辙。两人共同构成完整的人类。每一半都只是人性的片面、局部的展示。那么，区别在哪里呢？

这是最有趣的话题之一，因为人类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人性。在我们的本能感受中，确实都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们如何才能让自己的思想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呢？

女人的生活看似比男人更受限制。家是她的归宿；她的根扎在这里。家，受她的呵护；她的职责是家庭生活的养育者，是道德的守护者；而道德首先是家庭的道德，它将生活限制在特定的形式中。摆脱了这些束缚，女人就不再是女人，就会堕落；因为没有比不道德的女人更矛盾、更令人厌恶的了。如果说安静的退居生活是女人的天性，那么公共生活中不安分的活动及其刺激和冲动则是男人的命运。一个不安分、急躁的女人是一种令人不快的现象；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忍受男人的激情澎湃，甚至有时我们需要男人的激情澎湃。女人的天职不是登上公共生活的舞台，也不是混入熙熙攘攘的党派纷争。当她这样做时，她是以牺牲自己的女人味为代价的。为生活而战是男人的特权。女人更公平的特权是通过默默的努力，治愈男人所造成的创伤。然而，她们本身也是坚忍不拔的女英雄，在这方面超过了最强壮的男人。妇女生活的局限性和隐退的结果是，她的世界更多的是内心生活、灵魂及其个人状况的世界；而我们则把更普遍的心灵生活称作我们的世界。男人的心灵或许更强大，但她们的灵魂更善良。男人的精神结构表现出更大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更粗糙的特点；女人的精神生活则更加精细。男人热衷于外部世界的事物，用各种事物充实我们的心灵；而女人则更多地生活和活动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生活在自己多姿多彩的温柔情感中。因此，女人的内在本质更难以渗透，她内心生活的新方面会一个接一个地展现在男人面前；而我们男人很快就会被女人看穿，从一开始就向她敞开心扉，接受她的观察。

对于女人而言，心灵是直接感受的土壤。反之，对一个问题进行公正的评判性思考是头脑的事，也就是男人的事。女性通常在逻辑这方面比较薄弱。她们的直接感受力能让她们以真正的本能看穿事物。在我们看来，这种感觉有时就像一种预知能力。古代德国人已经把某种先知先觉的能力赋予了女人。相反，我们男人的头脑是反思性的；如果我们要认识任何事情，就必须通过推理和结果、因果关系把它说清楚；换句话说，我们是为科学推理而生的。当女人试图在这方面与我们竞争时，她们几乎从未成功过，因为这是一个与她们不合的领域。然而，为了弥补这一点，她们有一种直接的领悟力和机敏，常常让我们汗颜；当我们费尽心机一步步前进时，她们已经到达了目标。你们肯定都发现，女性的思维比我们缓慢而沉重的思维要快得多。事实上，当我们（男人）到达目标时，我们会得到更多，因为我们在途中获得了更多。但是，我们男人常常会迷失方向，错过终点，因为只见树木而看不到森林。

因此，我们男人在思考世界和它的各样秩序时，也常常停顿在次要原因上，而没有找到第一和最高的原因——上帝；而女人则很自然地、相对迅速地找到第一和最高的原因，没有在次要原因上多做停留。以宗教的方式看待事物是女人的天性，而我们男人却常常在科学中迷失了宗教，因为我们在考虑次要原因时忘记了第一原因，在自然中迷失了自我，以至于找不到上帝。虽然我们不能为男人的这种行为辩解，但我们倾向于为其开脱。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母亲，加上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对那些受其影响的孩子来说是双重的腐蚀。

因此，同样的人性体现在男女两性身上，但只是以一种特殊和部分的方式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分开来，并不仅仅是涉及到肉体上的差异，而是整个心理和精神构成上的差异。这就是一个男人在进入一个女人的生命时会感到无穷无尽的喜悦，而一个女人在把自己的心灵交给一个男人时也会感到无穷无尽的喜悦的原因。因为每个人所特有的完全不同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对另一个人来说都是新的，并激发和吸引着他或她的兴趣。

观察和思考的方式

人正是要以这种双重方式，例如以男人或女人的方式，完成他在世界上的使命。然而，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是为了我们在上帝里面的生活，我们的自然品质和天赋能力只是履行这一更高道德责任的手段。因此，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使他们彼此需要，这就要求他们在最关心的问题上互相帮助，为彼此的最高和永恒的利益做出贡献。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的真实面目时，我们不得不说，他们对相互引诱和践踏的作用远远大于对帮助彼此成圣和得到救赎的贡献。

我们知道，旧世界的毁灭无非是由于两性关系陷入了腐败的状态。女人误导了男人，男人滥用了女人，本应是最高贵、最温柔的东西变成了最卑贱、最具破坏性的东西。正是基督福音主张男人和女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同时也教导了他们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不同。众所周知，时至今日，威胁人类社会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来自这方面的危险。除了福音，目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维护男女自然的尊严。

人类本性的下一个多样性就是我们称之为“气质”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关于气质问题的讨论都被认为是无用和无益的，据说努力做出这样的区分只会白费力气。然而，最近这个问题再次被提起，并成为新的研究课题。大家都知道四种气质的名称：忧郁、沉稳、温柔、大胆。这些名字或源于希腊语，或源于拉丁语，都是从 "血液"、"胆汁 "或 "粘液 "等词衍生而来。人们认为，性情的差异可以用这些物质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占优势来解释。

虽然这种粗糙的解释确实经不起经验的详细考验，但它包含了一个真实的因素，因为它使气质虽然是作为一种心理倾向的表现，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身体机体的构成。因为精神生活与身体的交织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因此，气质的确是一种心理倾向，但它受到身体的制约，可以被称为体质性心理。然而，这种性情与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关。气质正是根据这一点来区分的，因为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可能有四种（或更多）。

【忧郁】对于忧郁气质的人来说：也许我们不再与外部世界接触，而是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也许我们会用幻想的色彩来描绘它。事实上，它（内心世界）很少与外部世界相对应。因此，当我们遇到有些人的内心世界时，它似乎与我们的感觉格格不入，以至于我们很快就会受到强烈的影响。这种人平日里平和、自持，但一遇到刺激，就会悲痛、恐惧、沮丧，或过度喜悦。你会发现我说的是忧郁气质的人。如果我以《新约圣经》中的著名人物为例，我会举出圣多马，他时而陷入沮丧的黑夜，时而又飞升到欢欣鼓舞的信仰的高峰；还有圣约翰，在他沉默沉思的性格中蕴藏着一团火焰，时而又在激情的表达中迸发出来。

【沉稳】另一方面，对于耐心（沉稳）气质的人来说：我们不寻找事物，而是让它们来找我们；我们让许多事情过去，因为我们可以等待；我们保持我们的宁静和节制，不轻易失去我们清醒理智的控制。然而，这种耐心气质的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也许会收获别人种下的果实。有人说，沉稳质的人属于世俗。在《新约圣经》中，尼哥底母的性格就是如此，他的内心发展缓慢，一步一步地前进，但当耶稣死后，他被发现与忠实的朋友们一起照看耶稣的遗体。

【温柔、乐观】对于温柔气质的人来说：我们属于第三种人，我们把自己与世界积极地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让世界影响我们，在我们心中产生活泼的情感。我们感到需要与这个世界不断地相互交往；我们依靠它生活；我们屈服于当下所提供的一切；我们并不试图逃避它的要求。这些 “活在当下的人”就是乐观主义者。在使徒中，圣彼得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是一个超越他人的、当机立断的人，在感情的急剧变化中既容易勇敢、又容易萎靡不振；相对而言，拥有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的天赋，这使他成为使徒们的喉舌。

【大胆、勇敢】最后，当我们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时，我们就属于第四种人，此时我们与其说是被世界塑造，不如说是世界被我们塑造和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印记，被我们的意志力打上了我们的烙印。这就是胆识过人的人，有坚强的意志力和行动力的人，影响和创造历史的人。在使徒中，你会直接想到圣保罗，那个精力充沛、行动果断的人。

在过去，“忧郁”的气质被亚里士多德赞美为诗人和哲学家的气质，而“沉稳”的气质则被浪漫主义作家鄙视为波欧提亚人或粗野的气质。但是，哲学家康德是否属于“沉稳”气质，而歌德是否属于“忧郁”气质，也很值得怀疑。我们无权抬高一种气质而损害另一种气质。每种气质都有自己的优点，也都有自己的缺点和危险。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自然意义上的，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们确实谈到了自然的气质美德，但这些气质美德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美德，尽管它们都潜在性地能够成为真正的美德。如果真的能够——把慷慨的美德归于血质，把贪婪的恶习归于体质，那么——无论是血质还是体质，其本性本身都不是道德或不道德的（即，无所谓善恶；正如人的呼吸是必然的事情、无法选择的必然之事，所以呼吸并非是一件良善之事，也并非是一件罪恶之事）。只有当一件事情是由于人的意志在其中所处的决定性地位，才能够使得该事情成为道德或不道德的。最重要的是，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自然的气质性情中，一种性情并不比另一种性情更接近天国。耶稣比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中的四种土地绝不是上述四种性情的那种不同。

【马太福音13：3-9 “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相反，每一种自然性情都与其他自然性情一样，从根本上并不更接近、或远离上帝的国度；每一种性情都需要受到管教，因为它们都容易受到罪恶的诱惑和腐蚀。每一个人也都是偏心的，都需要正义来校准。

但是，正因为我们的自然性情构成各不相同，因此，人类社会的总体和谐可能来自其多样性的结合。

人们总是把人生的不同年龄与性情相比较。有的人的童年是忧郁气质的阶段。有的孩子则活在当下，悲喜交加；这种对当下的专注构成了他童年的魅力。另一方面，血气方刚的人总能表现出一些孩童般的天性，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成为大众的宠儿。与此同时，他们也像孩子一样，因为这个特点而有娇气、任性和不稳定的危险。乌腾堡神学家奥廷格（Oetinger）本人就属于忧郁多情的气质，他说：“多情的气质如果有固定性，就会是最高贵的”。当我把青年时期比作忧郁气质时，你也许会感到惊讶，并会问青年时期难道不是快乐的时期吗？但是，在所有其他年龄段中，它是理想化的年龄段；而这正是使年轻人跻身于忧郁者行列的特征。他们在精神上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的世界，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狂热的想象力，认为自己已经远远超越了周围这个平凡的世界。这种年轻的性格是可爱的，我们都应该从这个意义上保持年轻，有人说过，人老了就不年轻了。但这一个（年轻、理想化的）阶段的危险在于鄙视他人的骄傲，以及陶醉于幻想和感伤，而逃避真正认真的工作；它在享受中寻找理想，最后在非常不理想的享受中放弃理想。成年是工作的时代。现在，我们要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我们的意志与现实生活的阻力抗争，并努力驾驭它。这也是勇敢者的天性。圣保罗是一个具有勇敢气质的人，他可以说：“我比他们都更辛劳”。我们都需要劳动，但勇敢气质的人面临的危险是对权力的热爱。工作的季节之后是休息的季节，是衰老的季节。生活的暴风雨平静下来，让位给思考，战斗精神换成了懂得等待的耐心。《圣经》中称上帝为亘古之神，他的治理中最奇妙的就是他能够等待的耐心。然而，在这个世俗世界上，沉稳气质之世俗之人的缺点就是冷漠和顽固。

整个自然世界是上帝永恒思想的象形文字。气质不是美德，但它们是美德的自然形象，而我们的职责就是将它们提升并转化为真正的美德。我们应该永远是孩子，活泼而不失谦逊地接受天国的祝福。我们应该永远年轻，热爱真善美。我们应该是基督里的人，成熟稳健，能征善战。我们应该保持心灵的宁静，这是老年人的优美品德，也是我们所盼望的永恒安息的象征。

不仅个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国家也往往是更大范围内的、个人性格的、集体表现。每个民族往往都有一种共同的、或普遍的思想类型，这源于它的天性、历史、气候、主流工作职业等。在这样的国家民族里面，每一个个人也往往具有这种共同的民族品质（尽管并非不经常有例外）。在他身上，反映了他的民族的特殊性；这种精神上的亲和力将他与整个民族联系在一起，并要求他为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奉献和牺牲。世界上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使命是由其不同的天性和天赋决定的。一个民族的使命和能力或许与另一个民族不同，但一个民族并不因其天赋而在道义上凌驾于另一个民族之上，任何民族也无权蔑视另一个民族，无论一个民族是富裕还是贫穷。然而，民族仇恨是一个民族的特殊罪恶，无论这个民族的禀赋是丰富还是贫乏，所有民族都同样被要求履行人类最高的道德义务，并将自己的天赋素质用于为人类服务。每一个民族都注定并有能力以道德精神完成其肩负的文明使命，从而为建立上帝的国度添砖加瓦。这是各族人民的归宿，也是他们雄心勃勃的目标，更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奖赏。

各种特殊性格的个人集合构成了人类这一有机体的众多成员。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持自己的特殊性，因为在人类的普遍和世界性使命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归宿；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与他人结合，因为只有在结合中，个人才能构成人类共同有机体的和谐整体，才能完成他们的共同使命。个人和国家的天赋能力在价值和重要性上或许各不相同，但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在所有人身上都是一样的。因为世界是多元的，而上帝却是唯一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和我们在世界上的职责各不相同，但就上帝而言，我们都是平等的。古代人对人的看法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只把人看作是与世界的关系，只把人看作是自然的存在。其结果是，人们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却没有感觉到人人平等。男人比女人优越，自由公民比奴隶优越，希腊人比野蛮人优越，这些都是唯一的论点。一个人，无论是出身高贵还是出身低贱，是奴隶还是自由民，是受过教育还是没有受过教育，都与另一个人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是他们的哲学家们所不知道的真理。对这一真理的个别预言（在古希腊哲学家中）确实存在，但它们都是孤立的，而且是在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的情况下说出的。正是基督教首先使人人平等的知识成为各民族的共同财富，成为人类社会新大厦的基石。因为，正是基督教首次将人不仅视为与世界的联系和自然的存在，而且视为与上帝的关系、和自由的道德人格。对于上帝，我们都是平等的，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是不同的；但这里不分男女，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外邦人），而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那么，我们借以超越自然界限的人格的本质是什么呢？你们都会说，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无论我们的天性如何束缚我们，我们在束缚中仍然是自由的。我们在自然和命运的驱使下顺着生命之流漂流；我们无法越过生命之船束缚我们的界限，但在这艘船上，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我们经历着各种影响和印象，但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我们被置于多种联系之中，但我们拥有主动权；我们能够开始新的活动，尽管是与旧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行动是由外部或内部原因引起的，但在每一次行动中，我们都意识到我们本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这种以不同方式行事的能力，这种主动权，这种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就是自由。但是，你们会说，这种意志能力还不是真正的、完美的自由。意志力不是最高的力量，正确的意志力才是更高的力量。意志的能力的确是第一位的，但意志的主旨（道德价值）才是重点。当我们的意志具有与之真正相符的主旨（道德价值）时，它才是真正的自由。这又是什么呢？我们以神圣的理念为基础，它是我们自己所属的真理。当这也构成了我们的现实，当我们根据它（真理）行事，当我们遵从上帝的旨意，将我们的真性情付诸于决心，按照自己由衷的、顺服于上帝的、圣洁的意愿行事，并使之成为我们行动的主旋律，那么，我们才是真正自由的。否则，我们就是罪的奴仆。顺从上帝的旨意才是真正的意志自由，违背上帝的旨意则会摧毁我们的自由，“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

这就是人的真正道德。

我决非否认自然道德的存在。我知道有一系列的自然美德，也知道不做基督徒也可以生活，可以为家庭、国家、公共利益、人类利益做出牺牲。当我们遇到如此高尚的品德时，我们会为之欢欣鼓舞，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道德。这种人献身的目标并不是真正的、最高的目标。这些目标不过是世俗的、从属的，而专为这些目标而活的人却把这些目标当作自己的最高利益，把这些目标当作“神”，这是错误的、不对的，也是有罪的；因为我们应该至高无上地爱上帝。决定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生命是否源于（上帝）这个泉源。生命的道德性并不取决于牺牲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内心的倾向、隐藏的动机和最终的目的；因为上帝会看到我们隐秘的思想。

那个问主怎样做才能继承永生的年轻人，有许多看似优秀的品质和美德；我们听说，耶稣看到他就爱他。但当主要求他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为那颗重价的珍珠放弃他的一切时，他却无法下定决心这样做。

自然界的道德贵族无法超越这种内心的不和谐（即，他们虽然看似有自然的道德，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在内心深处归向那道德的终极泉源：上帝自己）。我们都知道人内心的这种不和谐。上帝永恒的旨意，即我们应在他自己和与他的交通中找到我们生命的目标，已植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存在的法则。但我们的实际生命状态却与这一法则相悖，不仅相悖，而且抵制。我们存在的可悲悖论是：——当我们内心对上帝充满需要与渴慕时，我们却在抗拒它（这种需要与渴慕）；当我们渴望自由时，我们却爱上了罪恶的枷锁；当我们灵魂深处存在着真善美的崇高理想时，我们却在与之抗争；当我们内心向往更崇高的境界时，我们却爱上了尘土和泥潭。

你们都知道圣保罗发出的感人哀叹：（罗马书7：14-24）“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如果连圣保罗都不得不在上帝已经开始在他的灵魂中做工之后，根据他自己的经历这样说，那么我们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自然人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他的灵魂深处流淌着深深的道德分歧！我们被罪束缚；我们成为罪的奴隶；怎样才能使我们自由，真正的自由？良心做不到，律法也做不到；只有福音和耶稣基督的灵，即内在改造、使我们重生的灵，才能做到这一点。

良心是人在挥霍和失去上帝赐予他的其他一切之后所剩的最后一样东西。对于一个已经犯错并偏离上帝的人来说，良心是他最后的牵绊，上帝用它来提醒他所抛弃的家园。即使在异教最堕落的时代，它仍然是一种力量，而最腐朽的时代恰恰是受伤害的良心的秘密受苦最动人的证据。诚然，良心本身并不是没有受到罪恶笼罩我们整个生命的普遍堕落的影响。它的真理和力量都被削弱了。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异邦，就会发现到处都有把良心当作无所谓的事，而把人本该有的良心的警醒当作愚蠢。良心误入歧途，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职责。罪的力量常常占据上风，使良知被麻痹，以至于它（良知）的权威被轻视。然而，在这一切对良知的腐蚀和扭曲中，良知本身存在的这一事实并没有消失。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在所有国家都适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一个内在的权威，所有人都不得不在它面前“屈服”，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它，即使他们竭力逃避它的权威。诚然，良心对人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人类道德律法的权威，它还使人确信那是神意的表达，没有人可以反抗。虽然说良心是上帝自己的声音有些言过其实，但它在人的灵魂中为上帝的旨意作见证，而上帝的旨意是我们内在的律法，它召唤我们的意志和行为到它的审判台前，接受它的道德律法的指引，或接受它的道德判决的谴责。上帝既是世界的立法者，又是世界的审判者；（上帝所放置于我们里面的）良心的作用也是如此，既是我们心中的立法者、又是审判者。然而，尽管它（良心）确实要求我们行善，谴责我们作恶，但它却不能使我们摆脱罪的力量，也不能使我们摆脱本性中的道德矛盾。它（良心）在我们面前展示道德理想，却不能赋予我们实现理想的道德力量；它向我们揭示我们的罪恶，却不能使我们摆脱罪恶；它向我们显示我们所受的内在不和谐，却不能使我们超越这种不和谐；它能唤醒我们内心对自由、对真正道德自由的渴望，却不能满足这种渴望，也不能使我们达到生存的目的。它是神创造之工的痕迹，却不是救赎的工具。

律法也不是救赎的工具。异邦世界的良知寄托在它的立法中。人们为这些法律寻求并发明了神圣的权威。这种情况表明，人类意识到法律必须以上帝的旨意为最终基础和支撑，并且独立于人类意志的任性。异教徒所渴望和佯装的，在以色列得到了实现。以色列的律法（十诫）是神意的启示。因此，它成为了这个民族的客观良知，是其道德知识和观念的塑造者和净化者。当我们发现以色列的道德意识甚至比希腊和罗马的道德意识都要纯洁和真实时，这个民族的这种优越性要归功于它的神圣律法。的确，就其形式而言，这部神圣律法（旧约圣经中律法书包括摩西五经，包括献祭、祭司、割礼、礼例、礼仪制度等等）是以色列及其民族生活的国家法令，因此只适用于这一民族，而非所有民族；只具有短暂的重要性，而非持久的重要性。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即使是作为各种民事和礼仪方面的外在遵守的基础，它也具有永恒和普遍的重要性；因为它表达了上帝的道德旨意，——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良心的道德意识中承载着这一旨意，但它（良心）的表达是在人的道德意识不断受到蒙蔽和腐蚀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十诫律法）的职责是作为人类伟大的客观良知，协助我们的良心，维护它（良知）在我们内心的工作。尽管十诫听起来很简单，但就其中所蕴含的道德意识的纯洁性、严肃性和普遍性而言，各国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它们是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伟大的道德汇编。从上帝之心到人类之心，这是一条奇妙的界线——前者是一切成就的源泉，后者是一切违背律法的“源泉”。因为它（十诫律法）以上帝为起点，要求我们爱他，因为他的爱救赎了我们；它（十诫律法）以人内心的邪恶欲望为终点，要求我们不允许这种欲望占上风。这样，它就宣告了所有律法的履行都源于对上帝的爱，这种爱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之上，而所有违反律法的行为都源于内心的邪恶欲望，即背离上帝的欲望。尽管十诫律法的诫命在字面上是外在的，但它们的意义却是内在的、指向灵魂的。如果我们还不清楚它们的含义，基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7章）中已经向我们解释得足够清楚了。并非只有外在的行为才是对上帝旨意的履行，也并非只有外在的行为才是对上帝旨意的违背，——履行和违背都是从内心开始的，而且律法的所有要求都包含在对上帝的爱中。

但要求不等于实现，理想也不等于现实。律法包含了要求和理想。但我们如何才能达到现实呢？律法告诉我们必须做什么，并在我们违背时责备我们；律法约束我们，敦促我们控制自己。但即使是最严格的自我控制，也不能改变我们的性情，也不能引导我们克服法律与我们心灵的内在喜好之间的对立。如果不能超越我们所强加给自己的约束，如果除了责任的命令之外没有更高的动机，那还能称之为真正的道德吗？只有存在自由的地方才有真正的道德，而真正的自由就是对上帝的爱。然而，这不是律法所能做到的，只有从耶稣基督而来、使人成为基督徒的革新（重生）精神才能做到。我们的下一讲将针对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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