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花号之天路者的故事

作者：莫顿·戴斯特

原著出版日期：1894年

第一章。。。。。。。。。。。。。。。。。。第 4 页
天路者所离开的英格兰
第二章。。。。。。。。。。。。。。。。。。第 11 页
清教主义与会众主义
第三章。。。。。。。。。。。。。。。。。。第 16 页
会众主义者的先锋——罗伯特·布劳尼先生
第四章。。。。。。。。。。。。。。。。。。第 22 页
会众主义的出版物以及殉道者
第五章。。。。。。。。。。。。。。。。。。第 27 页
乡野之地，天路者的家乡——斯克鲁贝与奥斯特菲尔德
第六章。。。。。。。。。。。。。。。。。。第 31 页
两位天路者——威廉·布鲁斯特与威廉·布拉福德
第七章。。。。。。。。。。。。。。。。。。第 36 页
敬虔的牧者——约翰·罗滨逊
第八章。。。。。。。。。。。。。。。。。。第 42 页
斯克鲁贝教会的其他成员们
第九章。。。。。。。。。。。。。。。。。。第 47 页
迁往荷兰
第十章。。。。。。。。。。。。。。。。。。第 53 页
阿姆斯特丹
第十一章。。。。。。。。。。。。。。。。。第 60 页
莱顿
第十二章。。。。。。。。。。。。。。。。。第 65 页
会众主义的发展
第十三章。。。。。。。。。。。。。。。。。第 69 页
离开荷兰
第十四章。。。。。。。。。。。。。。。。。第 77 页
前往北美
第十五章。。。。。。。。。。。。。。。。。第 81 页
天路者们的领袖以及五月花号公约
第十六章。。。。。。。。。。。。。。。。。第 88 页
第一次探索
第十七章。。。。。。。。。。。。。。。。。第 92 页
开始定居
第十八章。。。。。。。。。。。。。。。。。第 98 页
营地第一年的历史
第十九章。。。。。。。。。。。。。。。。。第 101 页
好事与坏事
第二十章。。。。。。。。。。。。。。。。。第 107 页
结论

【译者附录】
天路者的简史（选译）。。。。。。。。。。。.第 111 页

建造国家的人（选译）。。。。。。。。。。。.第 126 页

天路者的信仰。。。。。。。。。。。。。。。.第 130 页

罗滨逊牧师写给五月花号天路者的送别信。。。.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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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路者所离开的英格兰

本书的目的是要简明地讲述五月花号之天路者们的重要历史。这些人有着坚强的品格、高尚而圣洁的目的；他们经历了许多困苦患难；而他们所成就的事业，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关于他们的历史，应当被广泛传播。在今天的世界上，应当有更多的人们听到他们的故事。已经有很多出版的书籍，详细地讲述了关于他们的许许多多的细节。但是，很少有书籍是像本书这样，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讲述他们。

首先，我们应当开宗明义地解释一下，这些人是怎样成为天路客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自我放逐，远离家乡，身陷贫穷困苦之地，甚至冒着死亡的危险。这些天路者们，一定有着非常强烈的理由。

世人通常知道，那些天路者们当年先从英国去到荷兰，然后再从荷兰去到北美的故事。这些故事背景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往往并不知道，当时在这些天路客的家乡英格兰，他们的自由曾经受到了怎样的严厉压制。因此，我们在这里首先应当恰当地讲述一下当时，甚至之前几个世纪里面的，英国的时代背景。

十四世纪中叶，在信仰、属灵事务上掌控着英格兰的罗马天主教廷，变得令人可耻地腐败。在英国的广大公众中间，罗马天主教廷已经在很大程度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尽管教廷仍然掌握着权力。英国人民渴望听见纯洁信仰的声音；因而，一位著名的布道家、改革者，约翰威克里夫，把圣经翻译成了英文；这掀开了后来被称为宗教改革的轰轰烈烈运动的序幕。当时，那些跟随约翰威克里夫的人们被称为LOLLARDS；在十四世纪后半叶、亨利五世统治期间，他们的人数和影响力都在迅速增加。然而，罗马天主教廷的权力太强大，所以不可能一下子被完全推翻。在英国境内，这些LOLLARDS受到了严厉的压制，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以秘密的地下状态持守自己的信仰。

英国与罗马天主教廷之间的决裂开始于亨利八世的统治期间。亨利八世在位时间是1509年至1547年。大约1529年的时候，亨利八世宣布与自己的妻子，凯瑟琳王后离婚。教皇拒绝允许这个离婚被合法化。此时，虽然英国全境仍然尚在清楚无疑地皈依天主教，但亨利的意志如此坚决而无畏，以至于最终，他正式宣布自己为英国国教的元首，并与教皇制度正式割裂。这就是英国国教、英格兰教会的由来。

但是，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的分裂，并没有马上导致英国教会的更正。而且，在那以后，英国女王玛丽继位以后，英国教会还与罗马教廷至少在名义上短暂地了复合了一段时间。

然而，虽然如此，英国教会的更正运动已经不可逆转地逐渐开始了。从那以后，多数的英国教会更正运动的参与人士们被称为清教徒，因为他们的愿望是，净化和更正英国国家教会。

【译者注：天主教在教义与行为等方面的主要弊端，以及其信仰实践对于社会的影响和这些影响的主要后果：——罗马天主教体系，虽然忠实地保存、持守着圣经、上帝的话语和旨意，但是，他们在很多信仰教义等等内容上，是与圣经相违背的。例如，罗马天主教，不恰当地高举圣母玛利亚；把她看作是上帝之母，对她祷告，祈求她的护佑；对那些历史上的众位使徒们、圣徒们，进行神化，对他们祷告；等等，这些都是与圣经的教导直接地相违背的。另外，天主教中也有许多迷信、万物有灵等错误的世界观；天主教在圣经之外，又添加了一些后人所著的伪经；在某些方面具有因行为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的色彩；错误地强调，教皇的权威与圣经的权威相等同；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教导、教义。在信仰实践上，由于天主教禁止、不鼓励人们阅读圣经本身，由于天主教强调普通信众必须要通过神职人员、神父、教皇等才能来到神的面前，等等，因此，在天主教的信仰环境中（虽然，我们应当指出的是，在天主教中，也有很多真诚而敬虔的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上帝子民），天主教徒们的信仰往往是冷漠的、不完全真诚的、形式主义的，而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热忱的、真诚的、深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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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王亨利八世之后的一百年历史中，英国充满了对于那些同情教会更正运动的人士们的压制行为。摩尔首相，以及费舍主教等等许多政府高层人士，都积极地压迫那些试图更正和净化英国教会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当时英国政府会惩罚那些未参加教会禁食日活动、或是缺席教会圣餐与忏悔等的人们。但是，今天的人们一定无法理解，英国政府还会严厉地惩罚那些阅读信仰书籍、尤其是阅读丁道尔所翻译的英文圣经的人们；并且，如果有人指责英国教会内部神职人员的腐败罪恶行为，那么，这些批评者也会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惩罚！当时，英国政府与英国教会内的那些忠于罗马天主教廷的当权人士，非常严厉地压制和迫害清教徒们，甚至，把许多清教徒捆绑起来，把他们烧成灰烬。

英王爱德华六世在位时间是从1547年至1553年。他是一位良善的国王，有着一颗高贵的心灵。他同情那些想要更正和净化英国教会的人们。在爱德华六世的统治下，英国国家的更正运动似乎得以开始。但是他身体多病，很早就去世了，因而统治的时间太短。他的继任者是“血腥玛丽”。玛丽女王统治时间是1553年至1558年。玛丽女王再度声称罗马教皇是基督教会在地上的首领，并且，她与英国国内的那些罗马天主教人士们站在一起，成为统一战线。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境内的天主教恶行大行其道。所有结婚的教会神职人员被命令离开妻子（因为天主教系统禁止神职人员结婚），离开自己的教区。这些人的总数将近有三千人；——因为，在爱德华统治期间，许多清教徒牧者被任命为英国教会内各个教区的主教与神职人员等。在这三千人中，有将近八百人不得不逃到英国境外，以保全性命。清教徒牧者们被勒令离开讲坛。在血腥玛丽的五年统治时间中，有大约二百七十七人，其中包括一些妇女甚至儿童，为了自己信仰的缘故而被处死；其中，很多人被烧成灰烬。

玛丽女王死后，继任者是伊丽莎白女王。她的在位时间是1558年至1603年。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教会更正运动的人士们似乎终于可以稍微壮胆。至少，伊丽莎白女王在过往历史中，曾经同情教会更正运动；而且，她的性格也看似比较柔和。但是，这些教会更正运动的人士们很快就失望了。从某些方面说，伊丽莎白女王的漫长统治，对于英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最荣耀的影响；但是，女王对于英国教会更正运动人士们的态度，却并不好，甚至是令人可耻的。甚至，很多历史学家都有点怀疑，伊丽莎白女王自己或许就是一个天主教徒。显然，伊丽莎白女王的头脑中所考虑的，更多的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教会因素或宗教信仰因素。在名义上，伊丽莎白女王自称为一个教会更正运动支持者，并且拒绝效忠于罗马教廷。可是，在实际政策上，她却又常常允许清教徒们比别人受到更恶劣的对待。尽管在法律文件上，英国政府既压制天主教徒，又压制清教徒，但在实际执行上，女王则尤其压制清教徒的权利。

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的英国教会中，严格地要求形式一致化，以至于不允许有一点点自由的形式。例如，在教会的公众敬拜中，只允许宣读圣经中那些被允准的经文，——也不管那些圣经经文是否是适合当时环境中的实际情况。教会中的这种一致化的僵硬要求，不仅涉及到圣经宣读、敬拜礼仪，甚至还涉及到神职人员的衣着服饰等等。虽然，清教徒们并不反对牧者的衣着应当整洁统一，但是，当时英国教会中神职人员的规定服装，与罗马教廷神职人员的服装如此相似，以至于让清教徒们都极其厌烦。

英国政府还规定，如果缺席英国教会的敬拜活动，就会受到每月二十英镑的罚款。而那些周日经常参加教会礼拜的人们，如果他们在家里进行信仰的敬拜，或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在家中学习圣经，那么，这些活动也会受到罚款等惩罚措施。甚至神职人员们自己也都被禁止在家中聚会、禁食、祷告等。

在每一个教区中，都会有各种探子、间谍，监视人们是否违反上述政府法令。清教徒们的出版物有时会被禁止、没收、焚烧，印刷机、印刷社则会被查抄、毁坏，等等。在英国教会体系中，不仅驱逐了那些信仰敬虔、热诚的清教徒牧者们，而且更加糟糕的是，政府任命了许多昏庸无能、无知、甚至腐败的人，来担任教会中各级神职人员的职务。大约1571年的时候，英国下议院在给女王的一份报告中，宣称，“在英国教会体制中，存在着太多生活品行败坏的所谓牧者”。1586年，清教徒牧者们在他们集体给国会所写的呼吁信中说道：“各地主教们在教会中所任命的许多神职人员们，不仅是民众中一些职位最低下的人，例如鞋匠、理发师、裁缝、牧羊人、喂马的、挑水的，而且，这些被任命的神职人员往往既缺乏学识，又缺乏诚实。”

这些被任命的神职人员如此昏庸无知，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像北安普敦这样的大城镇，或是在康沃尔郡里面，竟然没有一位牧者能够在教会讲台上讲道。这种情况，在伦敦的各个教会中也常常类似地出现，尽管情况有时没有那么严重。显然，英国教会的境况很是糟糕。事情还远不止此。在英国境内的数十个教区中，竟然，牧者的职位一直空缺。甚至，当死人需要下葬的时候，竟然找不到牧者来主持葬礼。

英国教会的这种糟糕境况只会导致一个恶果。有大量数量的民众，都开始渐渐脱离基督教信仰，甚至转入偶像与迷信之中。与此同时，政府却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试图铲除、驱逐、惩罚清教徒们，但却对于社会中盛行的各样腐败现象，毫不在意。

当然，清教徒们不断地试图向英国教会上层呼吁，或是向国会、甚至向女王直接呼吁，但是，他们的呼吁并不能得到重视。而在英国上层，那些同情清教徒的人士数量很少，手中掌握的权力也很小。这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将近五十年统治时间中的光景。

詹姆斯一世的在位时间是从1603年至1625年。在压制政策方面，他基本上延续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风格。詹姆斯一世宣称：“清教徒们在一个良好治理的国家里面，是不应当被忍受的”。他要求清教徒们：——遵循、服从英国教会体制，要不，就被赶出英国，甚至遭受更加严厉的惩罚。

上述历史回顾，简述了那批天路者们在离开英国时之前两百年间的历史背景。当时，那些心存良知、敬虔信仰的基督徒们，那些反对英国教会的教义与压制政策的人们，在恶劣的逼迫、残酷的措施之下，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不得不保持沉默，或者，只能选择逃离英国。

我们不需要费力，就能够一般性地想象出，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但是，今天任何人都很难想象出他们所面临的所有艰难困苦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清教徒们自身就没有缺点；否则我们就不是公正的。事实上，后来，当清教徒们自己在英格兰掌握权力以后，他们也表现出了那种同样的、压制他人、不容忍他人的缺点。但是，总的来说，那些后期的、不好的、某些方面的事情，是在天路者们大批离开英国以后才发生的。

在这些清教徒们被压制、许多人不得不准备离开英国的时候，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整个英国中所能够找到的最有智慧的、秩序的、虔诚的、爱国的、有益的公民们。上帝的美意安排了，当这些天路者们准备离开英国、去往新大陆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是英国的一批信仰最纯洁、能力最优秀、甚至整个基督教信仰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群。

第二章

清教主义与会众主义

天路者们是一群清教徒；但他们绝不仅仅是一群简单的清教徒。他们也被称为是会众主义者。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清教徒们是怎样成为会众主义者的。

清教徒们所面对的压制结果是可以预期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没有什么历史，比这些天路者的历史，更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英国君主政权的压制，使这些清教徒们的信念更加坚固。

在十六世纪的下半叶，由于欧洲大陆也面临着许多类似的压制，从而导致了，许多来自法国、德国、荷兰的教会更正运动者们逃难到英国，聚集在英格兰东部的几个郡中；因此，清教徒的思想在那些地区稳步地传播着。这些外来移民在英格兰扎根，给当地带来了制造业的技术；他们没有受到英国政府的过多逼迫，甚至，得到英国政府的允许成立他们自己的教会。他们对于英国本土的清教徒们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因而，当时在英国境内，有三种基督教信仰团体。第一种是英国国家教会体系。其中包括了那些遵从国教的教会更正者们。在这个团体中，教会敬拜的形式更像是罗马天主教，尽管他们不再以罗马教皇为教会的首领。第二种是那些效忠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者们。这些人也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压制。第三种是不遵从国教的清教徒们；这些人也常常被称为是分离者们。

清教徒们的第一次有历史记录的聚会，是在1553年；聚会地点是在伦敦附近。当时，他们的聚会人数大约有两百人；他们的聚会尽量隐蔽，免得被政府发现。1557年，这个聚会在艾灵顿终于被政府发现了。聚会的牧者，罗夫先生，以及执事辛普森先生，被处以死刑。

大约1566年，这个清教徒的聚会在伦敦又重新开始，并且采用了日内瓦章程。这就是英国长老教会初次形成的情况；这也标志了，这一批清教徒与英国教会的正式分开。这些与英国国教分开的会众聚会，在苏福柯，艾萨克，沃维克，北安普敦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逐渐建立起来。

加尔文的著作开始被介绍到英国来；很多清教徒牧者们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清教徒的数量迅速增长，尽管，他们所面对的政府逼迫与英国国教的压制行为，从未真正停止过。

我们有必要在这里讲述一下英国教会与清教徒们之间的区别。前者虽然不承认罗马教皇本人的领导权威，但是，坚称天主教的教会才是真正的属神的教会。而清教徒们则反对这一点。前者还坚称，英国国王与政府既具有民事法律的权威，也具有属灵事务的权威。但清教徒们则只认为英国国王和政府仅有民事法律的权威，而没有信仰、属灵事务的权威。前者声称，主教的权柄大于各地牧者或长老的权柄。但清教徒们则认为主教仅应当被看作是牧者联席会的主席；主教个人并不应当凌驾于各地牧者之上，而是应当与众牧者们在各样事务上协商来达成一致。前者认为，教会中的各级神职人员职务，例如红衣主教、主教等等，以及他们在施浸礼时所使用的十字架符号，以及唱诗祷告的形式等等，是继承使徒时代以后的许多个世纪中的教会传统，因此，这些传统形式在信仰中都是具有和基督使徒们自己一样的权威性的。但是，清教徒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只有基督使徒时代的那些职任和形式，才是真实而正确的。

另外，清教徒们反对固定的祷告形式，而是希望能够在祷告中有个人的一定自由。清教徒们反对在公众敬拜的时候朗读那些伪经，也反对圣经中的一些经文被故意忽略。清教徒们不愿意遵守一些圣徒纪念日，或是教会定下的一些节期，以及定期（例如每个周五）禁食等活动；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清教徒们也认为，英国教会中的圣餐之礼过于随便，以至于很多品行不端的人也轻轻忽忽地前来参加圣餐之礼的活动。而且，正如前文所述，清教徒们强烈地反对神职人员所穿的服饰与罗马教廷非常相像。在诸如这些问题上，清教徒们与英国教会之间的歧义非常严重。

最后，我们值得指出的是，英国教会与清教徒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在于仪式、礼仪、形式等方面，而相对而言不是关乎教义方面的。但是，清教徒们的态度是，这些形式方面的问题是关乎重要原则的，因此，他们非常不愿意妥协。

上述清教主义，实际上就是后来的长老会体系。长老会体系是一种精英体系，虽然当时，还没有发展出后来的长老等级、执事等等，但是，在实质内容和原则上，当时的清教主义已经具有了后来长老会体系的雏形。

更进一步说，当时的这些长老会清教徒们，只是想要改革英国教会，而不是要永久地离开她。而于此同时，在清教徒们中间，产生出了另外一种倾向的人群，就是一种更加民主化、独立化的基督徒群体，即，会众主义者们。

有历史记录的会众主义者们的聚会，出现于十六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间。罗伯特·布劳尼是会众主义者的先锋；这些最早的会众主义者们，都是非常热忱的清教徒。他们坚定地离开了英国国教体系下的教会。在上文所陈述的长老会清教徒与英国教会的分歧要点上，这些会众主义者们在每一点上都同意长老会清教徒的观点。

但是，他们比长老会清教徒走得更远。他们坚称，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应当具有独立性，而且拥有上帝所赋予每一个教会的权利和义务；教会应当自治；众教会彼此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他们从圣经中直接汲取教导，而且也效法使徒时代的教会榜样。

上述原则，首先由罗伯特·布劳尼于1580年提出。那一年，他在诺维施牧养的教会，或许就是第一个会众主义者们的教会。1592年，在伦敦正式成立了第一个会众主义教会（这个聚会可以追朔到1587年）。

渐渐地，会众主义教会的思想和原则传播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迅速。1580年，沃尔特·瑞雷先生说，在英格兰，会众主义者可能有多达两万人。无疑，这个估计数字一定是被夸大了，因为当年才是会众主义原则首次被公开提出的时候。不过，历史学家尼尔指出，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期间，会众主义者的数量大大增加，甚至，到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结束的时候，会众主义者们已经遍布英国的所有角落。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历史证据证明当时这些会众主义教会的存在，但是，很可能有很多人尽管没有直接参加聚会，但在头脑中都是同意和接受会众主义思想的。1602年，在根斯堡成立了一个会众主义教会；我们会在后文继续提到她。

严格地说，在清教主义与分离主义（或不从国教）之间，存在着区别。并非所有清教徒都是分离主义者（即，并非所有清教徒都要离开英国国教），因为有一些清教徒们想要留在英国国教内部，继续更正她。也并非所有分离主义者们都是清教徒。英国的很多罗马天主教徒也是分离主义者，因为他们也想要离开英国国教，也不想服从英国国教。不过，尽管如此，一般而言，分离主义者们常常被看作是清教徒的同义词。清教徒对于罗马教廷的敌视态度，要远远超过他们对于英国国教的敌视态度；因而，清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从来不被看作是同一个群体。

起初，在清教主义与长老会体系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后来，两者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在前者中派生出后来的会众主义者们；他们更加看重纯洁的信仰、以及使徒时代的榜样。无疑，不论在地上的什么样的教会里面，即使是那些看似最败坏的教会里面，都有真正的基督徒在其中；但是，在这些会众主义者们所组成的教会里面，我们从历史中，看到了这样一批最智慧、最忍耐、最有力量、最有果实、最忠心的基督徒们；我们可以说，从未曾有一群基督徒们，比他们更加热忱、敬虔；也从未曾有一群基督徒们，比他们对人类做出了更大、更荣耀的服事工作。

第三章

会众主义者的先锋——罗伯特·布劳尼先生

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社会运动或是宗教信仰运动，都往往是一些杰出个人的历史。这样的近距离研究是有必要的，也是卓有价值的。在前章，我们已经提到过，罗伯特·布劳尼先生是会众主义的先驱。他被很多人尊敬、推崇，但也被不少作者指责。但实际上，关于他的事实，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他的一生无疑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荣耀的部分，也有不那么好的部分。至少，我们可以在下文中对他进行一个公正的陈述。

1550年，他生于路特兰的特雷多。他的家族背景在当地很有影响。1570年，他进入了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得到文学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是诺福柯公爵的家庭牧者。在早期，他就已经受到了清教徒思想的影响。后来的几年，他在伦敦的楠瓦克学校教书；有时，他会在艾灵顿的清教徒会众聚会上进行主日讲道。为此，他招致了英国教会官员们的愤恨。显然，他期盼着能够成为一名布道家，因此学习讲道，期望能够使用自己所得到的恩赐才能。

然而，瘟疫的爆发使他不得不停止在学校的教书以及在聚会敬拜活动中的讲道；1578年，他回到了家乡。不久以后，他重新进入剑桥大学进修神学，师从理查德·格雷汉姆牧师，并开始正式练习在附近的聚会处讲道。他的口才令听众们印象深刻。甚至，英国教会官员们愿意邀请他在剑桥大学的讲坛上布道；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殊荣。但是，他拒绝了这样的邀请。在他的心中，清教徒思想逐渐生根发芽；在很多公开讲道中，他大胆地指责主教们的权威；以至于，不久之后，由于他的身体患病，教区主教和神职人员委员会禁止他再公开讲道。他是一个虔诚、受过良好教育、口才伶俐、聪明过人的这样一位年轻人，但是，或许有时性格比较急躁。

他在身体康复以后，听说在诺福柯郡有很多人同情清教徒的思想；因此，那个地区或许更友善，有着更多的自由。他搬迁到那里，与好朋友罗伯特·哈勒森住在一起。那个地区之所以相对而言比较自由，对于清教徒们比较友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那个地区有很多欧洲大陆来的移民；他们都倾向于教会更正运动，正如我们在上章所提到的那样。

但布劳尼先生不满足于当时的清教徒思想；而是，他把圣经当作是自己绝对的权威引领，并期盼着能够有像使徒时代教会那样的会众系统。在1580年、1581年，他正式组织建立了会众主义教会，并成为英国境内的首个会众教会的牧者。

英国官方教会系统的官员们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会众教会体系的蔓延。布劳尼先生很快招致了他们的愤恨。经过了数次冲突、抓捕和挽救以后，他以及一些追随者们搬迁到西兰地区的米德堡。而留在诺维施当地的会众们，则继续聚会，后来持守了至少二十五年之久。布劳尼及追随者们在米德堡待了大约两年；在这期间他出版了三本书籍；这些书籍在英格兰传播，其中的内容如此具有革命性，以至于女王专门发布了一个公告，批评这些书籍。甚至，有两个人因传播这些书籍而在英国被处以死刑。

虽然布劳尼有着很多思想上的闪光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是一个很难于相处的人。他当时的处境艰难，也无疑让教会中的会众们时时感到尴尬。教会内部的冲突和不平静，导致他三次曾经想要辞去牧者的职务，而每一次又被挽留下来。最终，1583年底，他与四五个紧紧跟随他的家庭一起，航行去了苏格兰。在这段时间，他花了半年的时间旅行，写作，布道，并与人争论。他的会众主义思想，常常引起人们的争议。爱丁堡的长老教会，甚至把他判定为异端。不久以后，他逃回伦敦，身体虚弱，精神消沉。

他被关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经过财政大臣伯雷公爵的疏通，他被释放，送回到斯坦福德、他的父亲那里。看起来，他的父亲也与他有不少矛盾。后来，他的热忱激情又兴旺起来，以至于在北安普敦又开始恢复讲道。

但是，他的分离主义生涯很快结束了。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他的分离主义主张和会众主义思想众所周知，但是，迄此为止，他从未与英国国教教会正式分割。不过，最终，彼得博罗的主教以藐视罪的罪名来判罪布劳尼，并正式要把布劳尼驱逐出教会。

这对他构成了最后一击。他对于自己的思想的传播感到绝望；无疑，他的亲戚朋友们也都极力劝说他，让他对官方让步。在这些所有压力下，他屈服了。后来，官方教会又把他重新接纳入教会系统中。他做了奥莱弗教区的负责人。1591年，他在彼得博罗的一个很小的教区担任了一个神职人员的职务，并在那里待了四十多年，度尽余生。

在他的前半生里面，他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精力，为自己的理想、为了真理而奋斗；然而他看到，这些理念都没有什么果实，也没有带来什么希望；他回到了官方教会系统中，心情沉重，不愿意再从事什么伟大事业了。据说，他死在北安普敦的一个监狱里面，因为他打了一个侮辱他的警察，从而被判刑。

不论是英国官方教会背景的作者们，还是清教徒背景的作者们，对他都有很多批评。当然，前者指责他的分离主义观点。后者则对他后半生的、对于自己事业的放弃而提出批评。但是，他所受到的批评可能不是公正的。他的身体状况经常不佳，性格也不是很柔和；并且，显然，他经受了许多逼迫和苦难。他一生中曾经蹲过32个监狱；在有的监狱里面，一片黑暗，以至于伸手不见五指。无疑，他的性格不是很好；尤其是在后半生，他的精神状态更差。在中年的时候，他不仅有着清楚的思维，而且吸引了许多人的尊敬和跟随；然而晚年的时候光景却很凄凉。他的一生很令人悲哀，但是，他的思想并非是像有的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差。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而言，他的思想对于会众主义的贡献都是无法抹煞的。他曾经写作了八本书籍，其中至少有三本传于后世。这些书籍的题目分别是：《一份真实而简短的声明》《关于改革的论文》《一切真实基督徒都应当具有的生命与品格》。这些书籍中的思想与文句，常常被后人引用。从这些书籍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见他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原则。这些原则可以总结如下。

1. 每一个基督徒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保持信仰与生命的纯洁性。

2. 英国国教教会的腐败，以及多层级的等级结构，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因此，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都应该起来改革她。

3. 这种改革不能仅仅通过民事的权力来进行，否则是没有希望的。

4. 长老会教会的改革也是不完全的。

5. 因此，真正的基督徒们应当起来废除国家教会的形式，而形成独立的教会组织结构。

6. 这样的各自独立的教会组织结构，必须是真实地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教会，必须仅仅受耶稣基督的引领，而不应当受到民事政府外力的干涉和影响。

7. 这样的教会组织结构，应当是建立于自愿、公开的原则基础之上，应当是建基于上帝与每一个基督徒之间的盟约，应当是以浸礼为封印。

8. 教会的治理结构应当是建基于：以基督为元首，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彼此平等的，都是基督的门徒。

9. 按着圣经原则，在一个教会中的常任职位应当包括一位牧者、或传道人；一位教师，或教导者；一位或多位长老；一位或多位负责慈善事务的人；一位或多位负责照看病人、安慰伤者等关怀事务的人。

10. 主耶稣基督的圣餐之礼是一个封印，表明了教会每一位成员与基督的联合。

11. 基督徒们应当在属灵的事情上、在关怀的事务上，彼此体贴、互相监督。

12. 众教会之间应当保持团契的亲密关系，然而同时各个教会之间应当是平等而独立的。

布劳尼在自己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上述原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正是今天的会众主义教会所正在遵循着的原则。不过，在今天的教会中，教师的职任，常常与牧者的职任合二为一，而长老的职任常常就是今天的教会中的执事；这些执事们也常常负责教会中的关怀、慈善等项事务。在当代教会中，上述关怀、慈善等事务，也常常由虔诚的基督徒妇女们来进行。

清楚的是，虽然布劳尼先生的生涯有很多遗憾和伤心难过之事，但是，在他的思想中，显然包含着非常重要、非常令人称道的部分。这些部分，对于我们今天的整个世界，具有着永久性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他的一生有许多瑕疵，那么，他的一生中也同样有着很多令人同情、更令人倾佩的部分。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布劳尼先生都配得被称为是会众主义的先锋；他对于后世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第四章

会众主义的出版物以及殉道者

我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到，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有数百名英国清教徒们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被英国政府判处死刑、成为殉道者。还有更多的清教徒被抓捕到监狱，死于监狱之中的困苦患难。无论是那些被处死、还是被抓捕的人们，都是忠贞的、有着殉道精神的人。在这些人中，很多人的名字在历史的记录中已经找不到了。

而人们众所周知的，有六个人，是在1600年以前的殉道者。

不过，在我们详细记述他们之前，让我们先来简短地讲述一下他们的著作和出版物。这些文字，鲜明地谴责了英国国教教会的腐败，并因此而导致那些作者们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与内容，有很多都与会众主义思想有关。

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文字出版物为这些思想铺垫了道路。例如，托马斯·卡特赖特在1572年至1593年之间，写作了一些文字，表达了长老会教会的组织观点，并因此被判刑、抓捕。卡特赖特虽然不是一名会众主义者，但是，他清楚地表达出清教徒中的长老会教会的思想特征。在这段期间，在英国本土以及欧洲大陆，还有其他很多著作，也令英国官方教会非常愤怒；那些著作常常是匿名的，因为作者们担心会因此受到英国政府的惩罚。

这些文字在英国民众中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一定很难想象当时人们对于这些出版物的讨论热情。今天，我们面对着报纸、电报等等各样新闻和信息源，因而有很多谈资与热点。但是，在当时，这些文字出版物是英国百姓所能够接触到的唯一信息来源，故此，这只能是他们谈话闲聊的少有谈资。另外，在英国全境内，民众们对于信仰方面的事务、教会方面的事务，都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因此，这些意见上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对于这些出版物的热烈讨论。大家都认识到这些话题的重要性。这本身，也加剧了人们对于那些出版物的热烈反响。

1588年，有一系列著名的文章，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它们的题目是《致布雷德博士》。布雷德博士是英国国教教会撒莱姆教区的学校校长。在大约半年时间内，这样的文章陆续出版；而我们并不知道其真正作者是谁。有人说，这是出于亨利·巴罗的文笔，因为，那些文字非常简洁、有力、火热，具有讽刺口味，甚至语气过分、夸张。这些文字被广泛传阅；读过的人们往往会哈哈大笑，而官方教会的人士们则会非常生气。它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文字也导致了英国政府的严厉逼迫和惩罚措施。这些后果，就包括了六名会众主义者的殉道。

在这六位殉道者中，相对而言，有三位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其中一位名叫约翰·考博恩。他来自布雷埃德蒙德，可能是一位牧者，也可能仅是一名普通的基督徒。他于1576年至1583年坐监，罪名是违反了有关教会的政府法律。他热忱地传播布劳尼与哈勒森等人的著作，一直到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1583年6月5日，他被处以绞刑。另一位殉道者名叫艾莉亚泰克，是与考博恩一同坐监的；他与考博恩有着同样的思想，也都积极地传播会众主义者的书籍。他于1583年6月4日在同一地点被处以绞刑。第三位殉道者名叫丹尼斯。后来，五月花号天路者中的布拉福德，把丹尼斯称为是一名敬虔、属神的良善之人。丹尼斯也被公开处以死刑。虽然这三人都殉道了，但是，今天当人们提起他们名字的时候，就像是他们的头上都有着荣耀的冠冕一样。

那六位殉道者中，另外三位则更加著名得多。在英国的不从国教运动中，格林伍德，巴罗以及潘雷的名字，非常著名、也非常荣耀而高贵。格林伍德是1580-1581年的剑桥大学毕业生；他毕业以后成为了国家教会的一位神职人员，但后来成为罗伯特·瑞克公爵的家庭牧者。瑞克公爵是艾萨克郡的洛施福德的一位杰出清教徒。格林伍德正式退出英国国教教会，并于1586年在伦敦被逮捕。他的被捕罪名是，在私人家庭中组织宗教信仰的活动。

格林伍德被关在克林监狱。他在坐监期间，书写了两本书籍。1592年，他被假释。在这期间的九月，他在伦敦帮助组建了第一间会众主义者的教会，并担任教师的职位。弗朗西斯·约翰逊是当时这个教会的牧者。十二月初，官府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又把格林伍德抓捕起来。在这段坐监期间，他与巴罗是狱友。

巴罗的家乡是诺福柯的施普戴姆。他也是剑桥大学毕业生。他曾为盖雷旅店担当律师。培根先生说他曾经过了一段放荡不羁的生活。后来，他听到一次讲道，从而对神学和教会治理非常感兴趣，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会众主义者，立志于从事英国国教的改革运动。1586年11月19日，他在探访科林监狱的格林伍德的时候，被毫无理由地逮捕。以后，他就一直坐监，直到去世。在坐监期间，他书写并出版了至少六本书籍，并与格林伍德合著了四本书籍。令人惊奇的是，这两个人在坐监期间，竟然共写作了十二本书籍，并在监狱官员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把书稿送到监狱外进行印刷、出版、广泛传播。我们无法想象，这两个人是怎么做到的。这肯定与那些来监狱探访他们的友人的帮助有关系。没有什么事情，比这十二本书籍的写作和印刷过程，更能够显明，这些宗教改革者的热情是多么深挚。

看起来，巴罗在写作方面更有才华和恩赐；因此，巴罗与格林伍德的作品中的思想，主要是由巴罗的理念而塑造成的。他提出了一个明确而独特的关于会众主义的理论，这被后人称为巴罗主义。在巴罗主义中，包含了很多长老教会思想的成分。

英国政府对巴罗与格林伍德进行了多次审判。在每次审判中，他们二人都进行了有力的辩论。这些辩论言辞令官方教会非常不安，最终，他们二人被定罪处死。他们的罪名是，宣称女王未曾受浸，而英国这个国家如此腐败，以至于基督徒们无法和平地在这个国家生活，而大多数人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些罪名都不是事实；但是，他们在1593年4月6日被同时处死。

第六位殉道者是威士满的约翰·潘雷。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1583年至1584年，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在那里，他成为了一名清教徒。然后，他进入牛津大学进修文学硕士学位。后来，他赢得了良好的名声，成为一名学者和布道家。1587年，他写作了一些文章，期望威尔士地区能够有更好的布道家的布道。很快，他成为了一名多产的清教徒作者，秘密地出版了许多讲述清教徒思想的书籍。1589年，他不得不逃到苏格兰避难。1592年，他返回伦敦，帮助建立了伦敦的会众主义教会。1593年3月22日，他被政府逮捕、关押在监狱中。

他在被拘捕以后，曾经试图给女王书写一封请愿信。在信中，他恳求女王能够允许英国百姓有自由地信仰和敬拜上帝的自由。但是，这封信还没有写完，就被政府官员们发现，因此，他们立刻对他审判定罪。5月29日，他被宣判死刑。

对于这些官府官员以及官方教会的神职人员来说，他们其实根本分不清这些会众主义者与长老教会清教徒之间的区别。对于政府来说，他们都是类似的反政府分子。

如果，当年的那些殉道者能够预知、或是能够看见今天世界的光景、能够看见他们的那些曾经看似无法实现的理想最终成为了真实的现实，那么，他们的心中一定会有巨大的安慰。他们为了那些理想而死；如今，在几个世纪以后，他们曾经的理想，现在早已深入人心。

在今天，有多少世人都以崇敬和缅怀的心情，来看待那些伟大的英国殉道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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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乡野之地，天路者的家乡——斯克鲁贝与奥斯特菲尔德

现在，我们已经大致准备好，来讲述本书的主人公，那些天路者们自己的情况。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英国的家乡的环境。大多数天路者都是从这里离开英国的。

1602年，在林肯的根斯堡与特兰特，已经有了会众主义教会。约翰·史密斯是这个教会的牧者。1606年，在英国政府的逼迫与迫害的压力下，教会中的大多数人在史密斯先生的带领下，迁移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去避难。

剩余的人则大都居住在诺丁汉的斯克鲁贝附近、西边几英里的一个村庄中。那个地方现在非常著名，因为那就是著名的天路者运动的发源地。

现代的斯克鲁贝（也就是当年的斯克鲁贝地点）位于英国北方铁路沿线上，在伦敦北面150英里，北海西面50英里，利物浦东面90英里。它在顿卡斯特以南大约8至10英里。从伦敦去往约克郡以及苏格兰的古道就经过这里。如今，那里的人口不超过150人；三个世纪以前，人数也大概是这么多。

今天，从这里的火车站向西望去，大约不到一千尺距离之外，有一些低矮的房屋，主要是砖墙的结构。在这些房屋之间，有一个古老教会的遗址，就是维尔弗莱德教区教会。如今，这个遗址被重新装修并扩大，在南面添加了一个走廊，但基本样貌与当年还是基本一致的。在附近的丘陵地带，有很多翠绿的山野，是很好的牧场。这里是一片宁静而和平的农业地区，虽然不是景色如画，但也很有代表性地展现了英国农业地区的田园风光。

今天，沿着铁路向村庄走去，我们会立刻看见一个大约6英亩的绿田，被木栅栏与沟渠包围着。在这片绿田旁是一个农场房屋。这个房屋的形状狭长，南北走向，有上下两层和一个阁楼，部分是砖结构，部分是灰泥结构。在房屋的东面，还有一个矮房子与一个花园、仓房、等等。

这个农庄显然比当年小很多，不过，在1867年，它仍然有大约70英亩。在这里有一条名叫莱登河的小河流过。花园的北侧与小河相邻。我们如果要进入那个农场房屋，就要穿过村庄的边缘，穿过绿野。房屋的厚厚的墙，显出了它古老的历史。这片房屋原属于约克郡的主教。他有时从伦敦到这里来度假或是休息。这一带地区既幽静，又不是很偏僻。亨利七世的女儿，苏格兰女王，玛格丽特，在从伦敦前往苏格兰的时候，就曾经住在这里休憩。詹姆斯一世非常喜欢这里，曾经试图想要购买这片土地，但没有成功。这里的这个房屋应当至少是建于1500年以前，因为塞位格主教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很长时间。

1557年，西斯主教以每年20英镑15先令的价钱，把这里出租给自己的管家，詹姆斯·布莱恩。1575年，格林黛尔主教把这里出租给威廉·马歇尔。后来，1582年12月，桑迪斯主教以65英镑6先令的价钱，把这里出租给自己的长子撒母耳先生。而撒母耳又把这里转租给威廉·布鲁斯特的父亲；当威廉·布鲁斯特父亲去世以后，这里又继续被租给威廉·布鲁斯特使用。

我们知道，威廉·布鲁斯特，就是那位著名的天路者之一，在1594年4月1日到1607年9月30日期间，一直住在这个房屋里面。

这个房屋四周有一些墙桓作为防护，另外还有一个鱼塘与花园作为装点。这里的农庄，在被租给农户、经过了一两代人以后，曾经逐渐荒废。1673年，多罗顿说道，那个农庄的旧址“只能存在于记忆中了”。1871年，在当前园主的许可下，本书作者以及亨利·戴斯特博士一起走访了那里，并仔细考察了其中的细节。在绿野的土地中，有着许多古老的记忆。

自从1851年戴斯特博士以及乔治·苏牧尔先生记述了这个地点与五月花号天路者们的历史关系以后，开始有很多游客到这里来参观，尤其是有很多人从美国来这里探访。1891年7月，当伦敦的第一届会众教会委员会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参会者特意来到这里参观、缅怀，并举行了恰当的追思纪念会。

在斯克鲁贝以北大约一英里，有一个小市镇，名叫巴特莱。在那里，也曾经居住着后来成为天路者的人们。再向北走一英里，就到了奥斯特菲尔德，那里也是一个安宁和平的小镇。在那里有一个房屋，据说就是威廉·布拉福德当年曾经出生的地点。威廉·布拉福德就是后来五月花号到达马塞诸塞州普利茅斯以后的总督。据史料记载，他于1589年3月19日，由亨利·弗莱德牧师施浸礼。浸礼的地点，就是在圣海伦小教会。无疑，他从小就在这里参加教会的敬拜活动。

如今，虽然那个小教会建筑物的里面已经进行了现代化的翻修，但是，它厚厚的墙桓，仍然说明了其古老的历史。

今天，虽然在这个地区已经修建了铁路，但是，绿野仍然是当年的绿野，丘陵仍然是当年的丘陵。乡野之间的古道，仍然与几个世纪以前一样。莱登河水仍然在静静地流过这片土地，正如当年一样。这片美丽而安宁的土地，就是布鲁斯特、布拉福德、罗滨逊等等著名的天路者当年曾经生活居住、建立天路者教会的地方。

第六章

两位天路者——威廉·布鲁斯特与威廉·布拉福德

一般认为，那些后来在北美大陆的普利茅斯登陆、定居的天路者们，当年就是在斯克鲁贝以及附近地区生活居住的。但是，从斯克鲁贝离开英国的一批移民，有一些人从未到达北美。而后来登陆普利茅斯的天路者，包括了许多从荷兰去的人们；这些人来自英国的各个地区；他们先是从英国逃到荷兰，然后，又一起从荷兰迁移到北美的普利茅斯。遗憾的是，关于这些天路者的个人信息，其实并不是很多；尤其是，关于斯克鲁贝教会成员的信息和历史记录，其实很少。幸运的是，我们仍然有一些确据的历史资料，可以从中了解到当年那些天路者们的情况。

那些历史资料的记录者之一，就是威廉·布鲁斯特先生。布鲁斯特先生有着良好的个人品格，并且是那个天路者教会的领袖之一。他大约1566年出生于斯克鲁贝。我们至少可以确知的是，他的父亲威廉与母亲普鲁登斯在1571年的时候，就生活在斯克鲁贝，也就是布鲁斯特先生大约4、5岁的时候。1580年12月13日，布鲁斯特先生在剑桥大学的彼得豪斯就读；但是，他可能没有完全完成课业。布拉福德先生后来记述说，布鲁斯特先生只在那里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后来，布鲁斯特到了伦敦，在皇宫中服事威廉·戴维逊先生。戴维逊是伊丽莎白女王内阁中的高级官员。这一点说明了，布鲁斯特的家庭背景很有影响。布拉福德在《普利茅斯开拓史》一书中记述到，戴维逊先生发现布鲁斯特做事很谨慎，并且很值得信任，因此，常常把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交托给布鲁斯特去完成。戴维逊把布鲁斯特看作是一个儿子，而不是一个仆人；并且很尊重他的智慧与敬虔，所以常常像是对待一个好朋友一样来对待他。

在这段时间，英国与荷兰结盟，一起对抗西班牙。因此，戴维逊被派到荷兰地区从事外交事务。在此期间，布鲁斯特也跟随到荷兰。后来，戴维逊回到伦敦以后因故被贬黜。所以，布鲁斯特退出宫廷，回到家乡斯克鲁贝。在那里，他担任约克主教的代理人。约克主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斯克鲁贝农庄的所有者。布鲁斯特还担任斯克鲁贝的邮政局长。这个时候，英国还没有建立官方的统一邮政系统（三十年以后才会有）；布鲁斯特的职责仅仅是把一些官方邮件转交私人旅客代送。不过，他的职事很有影响，也很有荣耀；他的工资是每年90至100英镑，这大概相当于当时英国王宫中高级官员一年的工资。

戴维逊对于清教徒主义很有同情，这无疑鼓励了布鲁斯特的分离主义思想。回到家乡斯克鲁贝以后，布鲁斯特积极地推动敬虔信仰的活动。不过显然，此时他还没有正式离开英国国教教会。

布拉福德记述到：——布鲁斯特回到乡下，与朋友们密切地交往；在那里，他极大地促进了信仰活动的兴旺；他不仅自己践行信仰、以身作则，而且也带动大家都在信仰之事上无比地热忱起来。他请来了良善的牧者，并带动大家一同投身于敬虔的事工之中；他自己勤勉地做事，负有深深的责任感。

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布鲁斯特在这段时间内的生活内容；此时，他是一位生活居住在乡村的、严肃、有尊严、热诚、敬虔、热心于公众事务的绅士；他与人友善，勤奋工作。但是，他对于英国国教教会的压制政策一定感到非常气馁；并且，他也会常常把这些苦恼与其他具有分离主义思想的朋友们分享。很快，他的这些思想就将会给他带来麻烦。

当时，很多来自英国各地、曾经前往荷兰避难、又回到英国、居住在斯克鲁贝的这些分离主义者们，围绕在布鲁斯特的周围。布鲁斯特把农庄的房屋用来当作众人聚会敬拜上帝的场所。因而，布鲁斯特的家就成为了这些斯克鲁贝分离主义者们的总部。不但如此，布鲁斯特的官方邮政身份也使得他们的活动不易被官府发现。无疑，这个深具历史性意义的教会，就这样在布鲁斯特家中成立了。

布拉福德在《普利茅斯开拓史》一书中记述到：——当他们一同做完了主日圣餐之礼活动以后，布鲁斯特会特别留下，与众人谈话，并试图给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他们通常在主日都在布鲁斯特的家中聚会；而布鲁斯特会非常慷慨地招待大家，与众人亲切地交往。

最终，面临英国官方的对于清教徒的不断威逼，斯克鲁贝教会的会众决定，搬迁到荷兰去。在这个过程中，布鲁斯特先生与教会的所有会众一同行动，并担任领导人，与大家一同承受各种各样的困苦患难。后来，在荷兰的莱顿，他成为教会的长老。他舍弃了自己在英国的土地和产业。在荷兰，他以教授英语谋生；再后来，他还成立了一家出版社，专门印制和销售那些具有分离主义思想的书刊杂志。这些书刊杂志，都无法在英国本土正式地公开印行。看起来，布鲁斯特在荷兰的这些事业很成功，比起从英国去荷兰的其他大多数难民所作的事情，都更加顺利。1619年，布鲁斯特被教会的会众派遣，与罗伯特·库施曼一起去伦敦，想法寻找搬迁到北美的途径。

再后来，布鲁斯特成为五月花号船上的著名乘客之一。在五月花号上与他随行的，还有他自己的妻子、玛丽，两个儿子、劳福和莱斯特灵，以及两个仆人，理查德·摩尔以及理查德的兄弟。布鲁斯特另外还有一名长子，名叫约拿单。约拿单后来于1621年11月乘坐幸运号抵达北美。

当年，自从1620年五月花号登陆北美以后，斯克鲁贝教会的会众们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困苦、生离死别。在那些患难困苦中，布鲁斯特是除了布拉福德以外最有影响力的人。他成为大家信赖和跟随的对象。——直到后来这些北美移民扎下根来，开始面临兴旺与繁荣。

布鲁斯特之所以不像布拉福德那样担任民事的职务（后者是普利茅斯的总督），主要是因为，由于五月花号教会缺少常任的牧师，因此，在几乎长达九年的时间里，布鲁斯特一直担任相当于教会中牧师的职务与工作职责。他死于1644年4月26日。他是一位文化程度很高的人；他游历广泛，对于世界有着很深刻的知识和认识；他深具外交才能，并有着诚实、敬虔的美德。在今后的很多世代，他都会是一个深深地值得后人纪念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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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著名的天路者，就是威廉·布拉福德先生。他的家乡是奥斯特菲尔德。从1575年开始，他的祖父（名字也叫威廉·布拉福德）和约翰·汉森就是那里的两个名人。这个布拉福德有一个儿子，名字也叫威廉；而汉森则有一个女儿，名叫爱丽丝。威廉与爱丽丝于1584年6月21日结婚；他们后来生了威廉·布拉福德，就是后来那位著名的五月花号天路者。

布拉福德的出生日期不详，但应当是1589年上半年。他在圣海伦教会受洗；施浸的牧师就是亨利·弗莱德。到了北美普利茅斯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担任总督的职任（除了其中大约5年的时间，他极力请辞之外），直到1657年5月19日去世。他写作了著名的书籍，即《普利茅斯开拓史》；这本名著成为后人了解五月花号历史、以及他们怎样在北美扎根、建设起新英格兰等等历史的重要途径。除此以外，他还写作了三四本其他书籍。

这些人，与约翰·罗滨逊一道，成为了天路者们的领导人；尤其是，在五月花教会早期，他们的领导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布鲁斯特大约比布拉福德年长二十岁；他们两人都具有着坚强、诚实、敬虔等等相似的美德。他们在知识与能力等等方面也是很好的互补；他们二人一道，成就了一件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业，也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成就了一件无比美好的事工。

第七章

敬虔的牧者——约翰·罗滨逊

关于斯克鲁贝的天路者教会，很少有当时的教会历史文字记录被存留下来。可能这样的历史文字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当年有教会记录存在，这些文字在当时也一定会被小心隐藏（以至于后来也最终丢失了），以免英国政府和国家教会官方发现，否则，斯克鲁贝教会就一定会被毁掉。我们只是明确地知道，那个斯克鲁贝教会的最初牧师是谁，以及几个最初教会成员的名字；至于其他信息，例如，教会人员总数有多少，教会成立的准确日期，教会活动的主要内容，等等，我们今天都无从知道。

斯克鲁贝教会的首任牧师是理查德·克利夫顿先生；他似乎从前是根斯堡教会的成员。布拉福德称他是“一位严肃的、令人尊敬的牧者；他尽力地、勤勉地行许多良善之事；凭着神的大能，他使许多人真心地归向耶稣基督的福音。”

不久以后，克利夫顿先生任职斯克鲁贝教会的教师，而约翰·罗滨逊则被选作牧师。这或许是由于当时克利夫顿年事已高。当这个天路者教会离开英国去荷兰以后、又准备从荷兰去北美的时候，罗滨逊不仅成为与布鲁斯特和布拉福德一样的重要领导人，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滨逊是他们中间的领导核心。教会中的所有人都对罗滨逊非常尊敬爱戴。这也说明了，罗滨逊先生有着超凡的品格与能力素质。

罗滨逊先生大约于1576年出生于根斯堡。荷兰莱顿大学的记录显示，当他于1615年9月5日入住莱顿大学的时候，是39岁。亨特记述到，在英国查尔斯二世统治期间，罗滨逊在根斯堡的分离主义者们中间很著名。这大约显示了罗滨逊早期的景况。从关于罗滨逊的官方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十七岁的时候进入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学习。在这个期间，清教徒们的影响在剑桥大学很重要。因而，罗滨逊逐渐地深刻理解了清教徒的思想与原则，并成为一名坚定的清教徒主义者。

在剑桥大学的七年中，他成绩优秀，并被任命为学院的理事；毕业以后，他接受英国国教教会的任命，成为国教教会体系中的一名神职人员。接下来的四年中，他在诺维施附近的地区工作。

我们不知道罗滨逊为什么去了诺维施地区工作；这或许是出于他对清教徒主义的同情，也或许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确知的是，诺维施地区的属灵气氛对于布劳尼等人曾经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对罗滨逊也产生了很正面的影响。他们都是从这里得到激励，而投身于清教徒主义的事业的。

罗滨逊心中的分离主义思想逐渐坚定而清晰起来；关于这些思想，他也在言语表达上越来越坦白、直接。最终，他所在的教区的主教，一个坚决反对清教徒主义的人，停止了罗滨逊的神职职务。显然，罗滨逊无法再在诺维施待下去了。大约1604年，他离开了那个地区，也辞去了剑桥大学学院理事的职位。从此，他正式与英国国教教会系统分割。他回到了北方的家乡，并在那里参加了根斯堡的会众主义教会。后来，当根斯堡教会很多成员在约翰·史密斯牧师的带领下去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避难的时候，罗滨逊和根斯堡教会其他成员们去了斯克鲁贝。罗滨逊并在那里继承了克利夫顿，担任斯克鲁贝教会的牧师。斯克鲁贝教会就是本书的核心重点，即那个著名的天路者们的教会。

当罗滨逊开始担任斯克鲁贝教会牧师职位的时候，他一定清楚地知道，这对他来说将要意味着什么代价。无疑，英国官府很快就会注意到他们；政府的严厉逼迫和惩罚，很快就会来临。在1607年至1608年期间，这些天路者教会的成员们，带着坚强的信心和卓越的勇气，也离开英国，去到荷兰阿姆斯特丹。

我们不确知，他们是否与前几年已经先去阿姆斯特丹的根斯堡教会成员们会合；但有证据显明，这些斯克鲁贝教会的成员们保持着独立的斯克鲁贝教会身份。而且，史密斯牧师的某些独特观点在根斯堡教会成员中酿成了一些麻烦和冲突，以至于最终，史密斯牧师自己和几名跟随他的人被众人排除出教会。而和平谨慎的罗滨逊牧师则带领着斯克鲁贝教会成员们去阿姆斯特丹外面的另外一个地方居住。

罗滨逊他们转迁到了阿姆斯特丹以外的一个城市，名叫莱顿。在接下来的十六年中，罗滨逊一直待在那里，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变得非常著名。

1611年1月，罗滨逊与三位朋友（威廉·杰布逊，亨利·伍德，兰德·狄更斯）一起，购买了一栋房屋和一个花园。房屋与花园的位置，就在莱顿的圣彼得教堂的对面，离莱顿大学只有一两个街区。他们付出的价钱是八万元，相当于今天的一万两千美元；他们的首付是两万元，而贷款则是每年付五百元。罗滨逊的良好教育背景，显然对斯克鲁贝教会成员们的帮助很大；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有所收入。罗滨逊他们所购买的这些物业，很可能是来自于斯克鲁贝教会成员们共同的资金。而这些物业，显然也是为了大家一起使用。从1612年5月1日开始，这个房屋就成了教会成员们的活动总部。在房屋旁边的花园土地上，他们很快盖起了二十一间比较小一些的房子。这样，斯克鲁贝教会成员们中的很多人就能够彼此接近地住在一起。罗滨逊与家人们住在中间的房子里，而大家也把这个大房子当作是一同公共敬拜的场所。

他们在莱顿市定居了六年以后，罗滨逊进入了著名的莱顿大学，成为了那里的一名神学生。在大学的圈子里，罗滨逊很快受到了重视与尊敬。但是不久以后，在那里爆发了一场尖锐的神学思想冲突。冲突的一方是阿米念主义者【即，认为人应当自己有所努力才能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完全凭神的拣选、恩典】，而另一方则是加尔文主义者【即，认为人只有完完全全地凭着神的恩典拣选，才能来到神的面前】。罗滨逊秉持加尔文主义的观点。他参加了几次这样的辩论，并荣誉地与皮斯科培教授进行了辩论。在这期间，罗滨逊还认真地去参加反对方的课程，听取双方的意见，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为加尔文主义而辩护。

除了上述事件以外，我们不知道罗滨逊在那几年中还做了什么其他事情。我们只知道，他与斯克鲁贝教会的成员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是他们的信实的牧者，也是信实的教师；在此期间，年迈的克利夫顿一直居住在阿姆斯特丹。斯克鲁贝教会成员们把罗滨逊看作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明智的导师；教会人数在不断增加，甚至达到了三百人之多。罗滨逊还写作出版了几本神学与信仰方面的书籍；同时，他也与英国境内的分离主义者们保持着亲密的通信，期望英国的不从国教运动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当那些居住在莱顿的斯克鲁贝教会成员们在考虑，是否应当离开荷兰前往北美的时候，罗滨逊对他们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他们决定，教会先派遣一部分人前往北美，然后，其他人再陆续前往。而罗滨逊则与这些暂留在莱顿的人们在一起。

1620年7月11日，最终的决定做好了。11天之后，就是7月22日，天路者们从德芙黑文港口登上了斯彼得威尔号船。

不到五年以后，罗滨逊死于莱顿。在这期间，他的家里发生了一些悲哀的事情。莱顿的文字记录显示，1621年2月7日，“一位英国牧者的孩子去世，葬于圣彼得教堂。” 这个孩子很可能就是罗滨逊的一个儿子。莱顿市政府人口登记的记录还显示了，1622年10月15日，罗滨逊与妻子布雷德，还有他们的孩子，艾萨克、摩尔西、费尔、詹姆斯，以及仆人玛丽哈迪住在一起。1623年3月27日的市政记录还显示，罗滨逊的另外一个孩子也去世了。

1625年3月4日，罗滨逊先生去世了。他被葬在莱顿。城市中各个教会的牧者与莱顿大学的代表都来参加了他的葬礼。

在那属灵环境荒凉的时代，罗滨逊先生是一位深深属灵的伟人。他待人亲和、为人友善。他也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学者。布拉福德评价他说到：“他从不会轻轻忽忽地看待问题，而是思想非常深入、全面、深刻。” 罗滨逊也是一位谨慎而深有远见的人；同时，他的行动力很强，富有精力。他与布鲁斯特、布拉福德等人都是天路者的领导者，但是，罗滨逊同时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引领者。他的学术能力，他的加尔文主义信仰，他的良知，他的思想能力，都在那个时代显得格外珍贵。他是一位深具独立思想能力的人。他所教导的会众主义思想，正如同使徒时代的教会路线一样。同时，他为人谦卑，待人宽容；他指出，在英国国教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真正的基督徒；分离主义者们也可以在那里敬拜真神上帝。

他的思想远超过那个时代。他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德才兼备的人。他共有八本出版书籍；分别是：《关于言论审查的回答》（1608年）；《为什么应当离开英国国教教会》（1610年）；《关于信仰的交通》（1614年）；《关于聆听英国国教教会牧者的合法性》（写于1623-1625年，出版于1634年）；《自由的信仰与敬拜》（1625年）；《神性与道德》（1625年）；等等。

1865年，在乔治·戴教授与亨利·戴斯特博士的推动下，在荷兰莱顿市罗滨逊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屋前，立起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1611-1625年，约翰·罗滨逊先生曾经在这里生活、教导、并去世。”

1891年7月24日，在他的故居对面，莱顿市圣彼得教堂前，由美国众教会捐献的一块铜匾，伫立起来。铜匾是为了纪念罗滨逊先生而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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